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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作者:饶平如  来源:  发表时间:2015-07-27 11:25  浏览次数:478


第一章 少年时(1)


“此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我们各自是香梦沉酣的天真岁月,相逢也是惘然。”


美棠和我早就因为家里的关系而知道对方,不过那时也只是很淡很淡的。美棠的故事,都是日后她有时同我说起小时候我才知道。


但说起来我们早年也曾遇见过两次——此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我们各自是香梦沉酣的天真岁月,相逢也是惘然。


美棠刚到租界不久,有一次回老家南城探亲,再回汉口的时候经过南昌,就同家里人一起来我家做客。我记得自己拿了个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的玩具摆弄给她看。那个时候她十岁。


我们从南昌回到南城住以后,美棠也跟着家里人来过一次,吃晚饭。


而那天我已提前吃好了晚饭,急急忙忙要发往五里以外的谢家祠堂。那里算是南城乡间,祠堂更是凉快。所以有阵子晚上我就不在家里睡,和要好的同学几人约好在那里乘凉聊天消夏。乡下路上没有灯,我要打个手电,走大约半小时的路。经过前厅的时候见到美棠。她那时候年纪还小,身量未足加上本就娇小,家里就在椅子上给她叠了小凳子,让她坐在小凳子上吃饭。后来美棠告诉我,她也记得我的:“你拿了个手电,照照照照照。”那年她十三岁。


我问过美棠,当时知道要和我订婚时的情形。她还记得当时表兄毛贻荪同她讲:“嫁给平如好哎!平如好看哎,平如的眼睛很漂亮哎!”


美棠家与我家算是世交。美棠的祖父白手起家经营中药,创起一间“毛福春中药店”,后来在南城买地买房,便与我祖父相识。美棠的父亲接管药店,谨慎勤勉,便又在老店之外开出新店来。生意多经营在福建与汉口,故美棠小时候倒是在汉口生活的时间最长。


因为主营中药店的缘故,美棠还险些闹出事故。她五岁那年夏天,因为自小质弱,岳母便拿了鹿茸给她吃。岳母并不懂医药知识,只知道鹿茸大补,不晓得它药性燥热,老弱体虚之人才可少量服用。美棠一个五岁小姑娘哪里挡得住?结果服下不久便通体发烫,口鼻出血,竟致不省人事。大夫问明情况,忙将美棠卧在泥地上,急嘱人取来河底淤泥涂布全身,再内服清热之药。数日之后美棠才终于缓缓苏醒过来。


又一次岳母煮了碗燕窝让小丫鬟端给美棠吃。美棠一尝,淡而无味,一抬手就倒进痰盂里去了。事情被丫鬟回报给岳母,气得岳母还跑来打了美棠几下,说:“我箝毛都花了大半天工夫!”她喜欢吃什么呢?小孩子都一样,爱吃油炸的、香脆的,不喜肥肉与蔬菜。她爱吃这些,便绝不肯吃别的,我的岳母又惟命是从,于是每餐都炸鱼煎肉,每一片香肠都拿到阳光下去照着看,一丁点的肥肉都剔除了才给她吃,蔬菜则根本不上桌。这样吃法,终于又把她吃倒了,因为上火的关系闹得咽喉发炎再殃及肺部感染。幸亏这次岳母思想总算有了进步,把她送到汉口一家外国人医院去就诊,得以很快复原。但直到她八十四岁时因肾病就诊上海华东医院,医生还能在X光片上看见她这儿时的病灶来。


美棠有个姐姐叫玉棠,幼年时候因为咽喉疾病误服了过量的珍珠粉而致哑,岳父母送她去聋哑学校读书和学习哑语。她为此是个很不快乐的人,除了上学就是待在家里,从不出去玩,也不愿见来客,对美棠更是总有几分嫉妒。这本是很堪怜的,可美棠年纪尚小,偏偏不肯相让,凡事要争上风。她俩同睡一张床,晚上姐姐就在床单中间比划出一根“军事分界线”,大家各睡一方,不准美棠越界。美棠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各自有个装零花钱的铁盒子放在枕头边上,每次姐姐上学去,她就偷偷打开姐姐的盒子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钱,若是比自己少便无话说,要是发现比自己多,那便要去找父母吵闹,定要加到数目相等乃至超过不可。


第一章 少年时(2)


美棠每回私自溜出大门去玩耍,玉棠就会去父母那里告状:她用右手掌心向下在腰部附近按一按,表示“妹妹”,然后用左手食指向门外一伸,表示“她又溜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姐爱财呢?美棠因为喜欢找点刺激,据说常常还会去偷点岳父的钱。夜深人静时分,她就从床上溜下来,赤着双脚摸到父母房中。她熟悉岳父挂衣裳的地方,毫不费力就把钥匙从岳父衣袋里摸出来。她也知道哪一把是保险箱钥匙,轻而易举打开保险箱——大数目的钱不动,就从边上一小叠银钱里抓上几个放进自己衣袋里,然后急忙关上箱门,撤回自己房间睡下。她只会开保险箱,关的时候就不懂得要锁。次日清晨,岳父对岳母说:“哎呀!真奇怪呀!我怎么这样糊涂,昨晚忘记把保险箱锁好呀!”她每闻之,就在肚子里暗笑不止。


再说过年时候,岳父按例会给姐妹俩各十块银元。但是美棠不依,定规要争多一些。岳父毫无办法,背地里只好多给十块银元摆平她。初一至初三,许多同药店有生意往来的人照例都会来拜年。岳父母叮嘱美棠待在房间玩莫要出来。但哪里管得住她?她伏伺在房间里,从门缝里一看到有客人到了前厅,立即就冲出去向人家拜年……客人们本也是有备而来,又知道岳父有此爱女,就纷纷拿出压岁钱来给她,少则两块,多则四块乃至十块。我算一下,过一个年,她想来可以赚上很不少。


美棠家门外弄堂口有家水果店,老板对弄堂内各家情况十分熟悉。她每天经过水果店,想吃什么就拿走几个,老板就把账记到他的“折子”上,月底去岳父号上结账。当时的商铺对长期顾客往往以此法。所以美棠煞费心机存下许多零花钱,其实是毫无用武之地,但她就是愿意存着玩,存着暗中和姐姐比,存着高兴得意。


美棠上小学了,在当时汉口一间教会学校,叫“辅仁小学”。岳父母不放心她单独行动,就用了一个比她大了五岁的丫鬟陪同。美棠在教室里上课时,从窗口看见丫鬟在校园里一会儿荡秋千,一会儿又溜滑梯,着实快活,心中十分羡慕,但亦无可奈何。放学后两人便一同回家。


据美棠说,这名丫鬟勇敢而机智。在回家路上有时会有些不知谁家的孩子来惹事欺负美棠,丫鬟每到此时便直接拔拳相向,打得野孩子们落荒而逃。


她天性聪慧又好胜,但是每次全班考试,始终只能落得第二。原来班上有位姓傅的女同学,比美棠大两岁,读书更是刻苦非常。美棠拿不到第一,为此耿耿于怀,多少年后同我说起,脸上还是带点懊恨之色。


十岁时候,某日她跑到岳父商号里去玩。账房先生正在写邮包,就问她:“你会写字吗?”她忙答:“会。”“那这个邮包你来写好吗?”“好!”于是她坐上专门为她架起的小板凳,就在众目之下把包裹上的地址全都填好了。众人乘机齐声夸赞,惹得岳父得意非凡,连说要让她把书好好念下去。


辅仁小学的校园里,以彩色地砖铺设了一条专门的路,其中再以另一色的地砖代表优雅步伐的落脚点——美棠每天课余就去这路上走来走去,以期长大以后也能做成窈窕淑女一名。


中日战争爆发后,辅仁小学迁往内地,也有些学生随校内迁。美棠的父亲不愿同汉奸与日本人做生意,乃关闭商栈钱庄,一家搬到汉口的法租界里生活,美棠则转入租界内一所私立学校就读。


起初,美棠一家是向一个贩毒致富的临川人租了一处房屋,但此人为人刻薄悭吝,时常要来视察房子,又挑剔说这里弄损了,那里折坏了。岳父气极,就干脆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幢两层楼房——他用红砖砌成的围墙特别高,故屋里的光线与通风俱不佳;大门造得特别厚,上面加的铁锁链也格外粗。进了大门还设了一座小的照壁,这样即便平日偶尔进出时开门,从屋外也难见里屋情形。照壁的内面,贴了一个很大的“福”。外面战火连绵,一座砖墙便是建得再高再厚又能挡得这风雨中的时局几何?但他守护一家老少八口的苦心如此。


租界内生活费用昂贵,一担水都要卖到大洋两元。租界当局又规定,每日规定时间可用大龙头免费供水,但需排很长的队伍。美棠便叫岳父去买了几只大水桶,她跟着大水桶排队,又让佣人每隔些时间前去观察,看她排到差不多时候便来把盛满水的大桶拎回家。


在新的学校里,美棠认识了她顶要好的女同学,刘宝珍。宝珍的父亲精于乐律,做过梅兰芳的琴师,家里虽无实业,亦富有钱财。那时宝珍的父亲带着她的妹妹住在香港,宝珍则随母居于汉口。她的母亲颇有江湖气派,一个女子在汉口经营着一家旅馆——名为“铁路饭店”,又开一家跳舞厅,还开着一家百货商店,名为“云裳公司”。美棠和宝珍都在十四五岁爱玩的年纪,两人就常常跑到宝珍家的舞厅里去跳舞,把交谊舞跳得精熟。她们一同上公园,逛商店,进餐馆,看电影;又买同样的衣衫、同样的鞋袜,再着这同样的衣、同样的鞋一齐去照相。宝珍结婚后还常邀美棠去夫家萧家玩,后来令得萧家的老四对美棠颇有好感。萧母亦喜她聪慧秀媚,常找些借口要美棠帮忙做些简单的线绣联络感情,宝珍更巴不得此事成功。所幸,美棠对这个老四并不看中,岳父母也不想女儿嫁到外省。


抗战八年,岳父家就在租界里坐吃八年,家计渐紧。抗战胜利后,岳父一人重振旗鼓留在汉口做生意,而把家眷都送往临川。一家人雇一艘民船,把一些家具都带了回去。临行之际,萧母殷勤请美棠吃饭,问道:“以后还会来汉口吗?”美棠说:“还会来的。”次日清早,宝珍一人来到江边送别美棠。她倚在一棵树旁,和美棠互相挥手告别,八年形影不离的小姐妹就此分开。直到船只渐行渐远,岸上景物渐渐模糊不辨,美棠还看见宝珍立在岸边不肯离去。


这一年,美棠将近二十岁,岳父每赚了钱就寄回临川家里——美棠开始当起这个家。


第二章 从军行(1)


“在炮火声里我开始静静地想:这里也许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


倭寇侵华日,书生投笔时。


毁家纾国难,大义不容辞。


封侯宁有种,捣穴好旋师。


功成儿解甲,宜室拜重慈。


——父亲临行赠诗


月明高挂碧云天,报国丹忱志亦坚。


亲老不需劳尔念,平安望寄薛涛笺。


——母亲临行赠诗


碎裂山河恨不平,东南处处有啼痕。


十年磨砺青锋剑,壮志何愁事不成。


——平如自题


一九四○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我在心远高中念到高二,时年十八,渐渐懂得国恨家难。这年七月,中央军校十八期一总队正在上饶招生。我遂与同学D君、L君、R君征得父母同意后,一齐前去报考。


一行四人先至上饶,住在当地一家老字号中药铺——德长怡。店主老伯是D君亲戚,待我们亲如子侄。我们食宿都在店中,住了有一个月光景,终于迎来了军校的考试。


考试为期两天。第一日实为体格检查,量身高,测体重,听心跳,看五官,查色盲。第二天笔试,上午国文,下午数学,题目不难。中午发两个肉包子作午餐,当时的我觉得相当满意。


过了个把月,中秋节将至,我在家门口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一问之下,D君和L君也录取了,唯R君因视力欠佳而被淘汰。


我兴致高昂,马上着手做起出发准备。先去裁缝店定制了一个超大的童子军式绿色帆布背包,还特意在背包靠背的一面用白布设计制作了四个美术字——“长征万里”,寓意好男儿当乘长风破万里浪。又买了手电、防风眼镜、一些日用品和两百张明信片,以便随时寄给家里。母亲给我准备了羊毛毯和随身衣物,父亲给了我二百元旅费。临行,母亲说要留个影作纪念。父亲和母亲都作诗赠我,我亦作一首自勉。就这样,我出发了。


就在将要赴上饶报到的时候,L君被家人劝阻再三,最终决定不去。D君与我二人搭上一辆装满子弹箱的军车前往鹰潭。这司机因喝了点酒,在中途被宪兵检查站的人批评,心中颇有不满,开车时愈发东倒西歪起来。就在距离鹰潭还有三十里的地方,突然车身就向右翻倒了。当时我坐在车的左侧,D君坐在右侧,车子一倒,他就被压在了子弹箱的最下面,吃了大苦头。我却压在子弹箱上,只擦破一点皮。D君精神至此大为受挫,到了上饶后决定不去了。于是到最后,只我一人去了军校招生办事处报到。


抵达上饶,为等候浙江金华和安徽屯溪两个考点的同学,我们在上饶市区外的一个大祠堂里集中,住了又有半个月工夫。门前的土坪平日供我们开饭,溪流在侧淌过,我们在那里洗漱。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上街去游玩吃喝,很少回来吃包饭老板做的滋味寡淡的大锅饭。


九月下旬,我们正式出发了。按规定,通铁路的地方我们可以搭火车,但只限于货运火车;如遇公路则必须步行。我们搭火车到达湖南株洲那天,正逢夜雨滂沱。我睡在一节装满大木头的车皮上,用一块黄色的油布遮盖着毯子,因为心里觉得新奇有趣,睡得十分香甜。


当时的湘桂铁路只通到广西宜山。从此我们即开始步行前进。我们这批学生约有二三百人,由一个姓周的军官带队,出发前按照大家自己的意愿编成小组,每组推举一人为组长。姓周的与小组长联系,通知次日的宿营地,隔个两三天发放一点微薄的伙食费和草鞋费,自己则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骑上就跑了。各组派一个“打前站”的先走,为的是给自己小组安顿睡觉的地方并张罗饭菜,其余的人就三五成群自由前进。


第二章 从军行(2)


两百元的盘缠很快被我用尽,没办法之际,我只好摆摊卖掉了羊毛毯和手表。


到了贵阳,一日,我打前站去一户人家厨房里做午饭。说是要做饭,却完全不知从何下手。年约四十的房东太太见状忙上前来,抢过我手里的家伙开始烧饭。我看着她放米放水,又用一个小陶瓷钵盖好,然后抓起茅草点燃了放进灶里,一会儿大火,一会儿小火,一会儿又灭火来焖。我谢她,她却怔怔地看着我说:“我的儿子跟你一样,也到军校去了。”


四个多月以后,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我们终于到达了成都校区,一个人都没有少,和全国各战区招考的学生一起,共约两千人组成了十八期一总队。


为期六个月的入伍生训练开始。大家被剃了光头,我编入步兵队,在郊外草堂寺训练。


十八期一总队共有六个步兵队、两个骑兵队、两个炮兵队、两个辎重兵队和一个通信兵队。入伍期满后根据大家意愿分科。我仰慕拿破仑,报炮科。然而炮科报名的人也多,所以要考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数学科目。我数学可不好,但背功好,便把考前复习资料里的题目背了下来,果然考试考了一样题目。这样,我如愿考上了炮科。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期一总队就要毕业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九四二年秋过世的家书,悲痛难抑。在毕业志愿报名册上,别人都选择装备优良的部队,我只选择了第一百军,它驻在江西永丰。无论如何我都要先回家一趟祭奠母亲,以后再上战场杀敌,则战死无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常德会战,一百军奉命前往解围。某日,抵达益阳附近的金兰寺,在一个祠堂稍作休整后即前往三四里路之外的战地。四周机枪声越来越迫近,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向日军占领的山头发起攻击,双方激烈交火。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枪炮声稍止。我排里一个送饭的炊事兵见平静无声,便到阵地山头前探头探脑向对面山头窥视。只听一声枪响,他被日军的狙击手开枪击中脑袋,当场倒地阵亡。我只记得他姓任。


这是我第一次与日军作战。


一九四四年六月,衡阳会战,一百军奉命前往解围。部队行进至距衡阳四十里开外的四塘,先头部队遭日军阻击,后续部队站在公路上原地待命。自上午八时起,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钟。烈日之下,我渐觉口渴难忍,便在身边的稻田里用搪瓷杯舀了满满一杯污黄浑浊的稻田水喝下肚,随即吃了两片生大蒜。倒也未有不适,只是这滋味一生难忘。


一九四五年夏,湘西会战。


战事起于四月九日,止于六月七日。四月十九日上午,我在一个名叫“鱼鳞洞”的山上看见对面山上有大股日军正在向芷江方向前进,有骑马的,有坐轿的,还有坐滑竿的,距离一千公尺左右,在迫击炮的有效射程之外。于是我违反操作规程,将两门炮架到阵地前的山坡上,直接瞄准敌人突然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只见对面山上黑烟直冒轰轰巨响,日军猝不及防,因摸不清我方有多少兵力而只能躲避,无法还手。发射完毕,我即把两门炮带回山后,在一间小民房里休息。到了晚间,对面山上一个老百姓跑来向我们报喜:“上午的炮打得好,打死打伤鬼子总有七十多个,里面还有一个‘大队长’啊!”


第二日上午,我又见日军在对面山上行军。当时年轻,我未加思索,便又在昨日阵地上架炮突袭。然而这次敌军已有准备,我们刚发射两三炮,日军的重机枪便扫射过来,小钢炮亦开始轰击。这次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处境被动。我便下令拆炮卧倒。弹炮雨点般扫来,忽然一声惨叫,在我右下方十步左右卧倒的四班班长李阿水被炮弹击中,片刻工夫即牺牲。我抬头望天,见天空晴朗,云影徘徊,又驰目四面,四面全是青山。忽然,就在炮火声里我开始静静地想:这里也许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有蓝天,有白云,有莽莽青山,死得其所啊。


第二章 从军行(3)


敌人扫射一阵,见没有动静便停止下来,我们便向前跃进。敌人见有动静,继续开火,我们也随即卧倒。如此跃进数次,终于回到山顶,得返山后驻地。晚上,兄弟们带了铁锹,就地掩埋了李阿水。他也才二十岁出头,我记得是宁波人。“埋骨何须桑梓地,英雄到处是青山。”


过了几日,我们追击日军,一直到了观音山。日军逃跑时,会派小部队在最后面作掩护,我们追击途中,每遇要隘或丛林,往往会遭遇袭击。


日军撤退多在夜间,沿途把笔记本纸张撕成碎片丢在路旁,以便落在后面走散的兵士沿此路赶上大部队。我们追击时,亦追随这些线索。


追击途中如果路过村庄,总会闻到恶臭。因为撤逃过程中,日军粮食渐尽,路过村庄便杀牛作为口粮。牛的残骸在酷暑之中很快腐烂,恶臭难闻。


那日上午九时许,部队对观音山发动攻击。日军在山顶留有小部队。我在对面山上架好迫击炮,距离不到二百公尺。先炸山顶。半小时后,步兵登山,我延长射程,阻断敌人后路。


山势陡峭,登山殊不易。直打到下午五时,三营七连二排的赵排长一人率先登上山顶,一手就抓住眼前那个日军机枪手的枪杆子。这时机枪手左边一个步枪兵立刻向他开了一枪,子弹从他头侧擦过,将他击倒在散兵坑里。当时如果能有一顶钢盔他就不会牺牲,然而我们的官兵装备太差,有的都只是布帽。


五六分钟以后,我带着迫击炮排也登上观音山顶。日军已溃逃,狭窄的观音山顶空余几个散兵壕。壕中有一具满脸髭须,胸毛袒露的日本兵尸首。地上满是弹壳,山头左侧躺着赵排长,脚边即是敌人尸首。我略一回顾,见此时千山环翠,万籁俱寂,硝烟未散,残阳滴血。但忙又急速下山,继续追敌。


一九四五年六月上旬,日军在湘西会战中败局已定,残部退至邵阳城内,坚守不出。


邵阳城西门外三公里有一处高山名“大山岭”,地势险要,日军在此筑有严密工事。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追击至此受阻,对峙已近半月。七月上旬,军部命令一八九团派一个营攻击大山岭。我的炮排奉命作战,盟军“飞虎队”亦有二十架战机助战。


早晨六点,迫击炮进入阵地。八点,飞虎队战机来了,我方人员摆白板为他们打信号。战机开始投掷燃烧弹,又盘旋俯冲扫射。山头火光冲天,日军埋伏在工事中毫无动静。迫击炮连为步兵打前阵,我们先发了一百发炮弹,然后延长射程,步兵一个排三十多人开始仰攻。攻不上去。日军单兵素质很强,近距离射击更是做了充分准备。中午,我被请到营长处。原来他被上峰下了命令,说如果下午攻不下来,就提头来见。“小老弟啊!一定帮帮忙啊!”他吃着南瓜和咸菜做成的简陋午餐对我说。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山头还是未能攻下。远远地,我可以看见攻山的步兵里有十余人匍匐在山坡的草丛中,从中午至现在,有一位穿的还是从日军身上扒下的白衬衫。他们一动不动,早已阵亡。这时距离抗战胜利只一个多月了。


二○○八年,次子申曾陪我重回当年的战场,重新登上当年未能攻下的山岭,日军的战壕今犹在。我为当年牺牲的战士肃立献花,他们倒在这里,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们牺牲在这里。


此战过后,我们仍驻守邵阳城外。到八月十三日,消息传来,大家知道投下了原子弹。紧接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八八团亦派使者去邵阳城内受降。官兵们一片欢腾,老百姓组织起了大游行。


我们胜利了。


第三章 点绛唇(1)


“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战事结束,一九四六年春,我时年二十五,在八三师六十三旅炮兵营任中尉观测员。部队驻守在江苏泰州。夏天,炮兵营移驻泰兴。这时,父亲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弟弟兆掄近期将要结婚,望我能回家参加庆贺,同时也希望借此次回家机会,把我的婚事谈好。


那时,部队里请假殊非易事,须经旅长批准,而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的炮兵营营长刘恒鑫为人爽直豪迈,得知我的事,主动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责任,不报请旅部放我回家两周。


营部里几个年轻人平素与我玩得甚好。临行前夕,大家几个备了酒菜给我饯行。我也喝得醉陶陶的,倒头便睡着了。次日清晨,我匆忙整理了一些简单的行装,带了一些盘缠和营长送我的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刀便出发。想不到忙乱之中还把靴子穿错了。原来营长曾送我和营部军需孙漪每人一双深黄色的短筒皮靴,是在皮鞋店里定做的,款式完全相同只是孙漪的稍小些。我走出营门后才觉出右脚有些挤痛,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顾不得那么多了。


走到泰兴城南门,初阳方照大地。街上全无行人,只有城门口守着两名卫兵。多年战乱已令这座城市树木稀少,四顾萧条,唯见近处土色的城墙和碉楼,远方灰蒙蒙的道路和房屋轮廓,在淡黄色的阳光下现出一片昏黄。正是“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我依计划去镇江乘船,赴江西九江。到达镇江时近晚上八九点,码头强烈的灯光映亮夜空。我顺着石级一路下行,登上一艘开赴九江的大轮船。七月里天气燠热,大多数乘客不愿进舱,或坐或卧,提着行李铺盖在甲板上吹凉风。我不喜混杂在哄闹的人群里,就进船舱找了个铺位休息。犹忆船舷边有一个圆形的小窗口,隐约还听得到甲板上小贩在叫卖食品,而我想是疲累,很快就睡着了。


船至九江,再转南浔铁路抵达南昌,然后直奔陈家桥十八号。假期不长,父亲抓紧时间,第二天就拉了我坐长途车去临川。抵达的时候天色已晚,父子二人便投宿一家“高昇客栈”。住定,父亲方向我介绍起亲家的大致情况,大抵是说毛思翔伯伯是他的至交,家道亦殷实等等。次日,我们就去了美棠家。


屋子很大,我走过第三进的天井,正要步入堂屋时候,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再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二十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熏风拂面,我也未停步,仍随父亲进堂屋。思翔伯与伯母出来迎接,接着就叫了美棠出来与我见面。


稍歇了一会儿,父亲便取出一枚金戒指,大约是母亲生前早已备好了的,交给思翔伯。思翔伯也随即就把戒指拿给竹床上的美棠,又给她套到手指上——我俩的订婚便是这样完成了。


我们入席,吃饭交谈。思翔伯殷勤地劝我们多吃鸡汤,又随口问我:“吸烟么?”“喝酒么?”我都道不会。其实酒我倒是喝的,但此时情况特殊,不必回答得过于仔细为宜。他连说:“那很好!那很好!”


趁父亲与思翔伯话旧,我往四周再看了看。看见美棠和那年十二岁的幼棠坐在竹床上,其余三个小家伙——舜棠、小棠和爱堂就聚坐在边上几个小板凳上,惊奇地打量着我。


第三章 点绛唇(2)


天色将暝,父亲告辞回高昇客栈,次日便返南昌。我则留下来和美棠谈谈心,又逗这群小孩子说笑玩耍。


美棠其时看起来颇消瘦。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前不久患上疟疾,最近几天才刚刚好。虽是大病初愈,她兴致却也很高。美棠很喜爱唱歌,就拿了几张报纸卷成圆筒形状代替扩音器唱,唱的都是流行歌曲:《花好月圆》《凤凰于飞》《夜来香》《莫忘今宵》《满场飞》《特别快车》……唱了好多支。


晚上我就留宿在美棠家,彭姐和莲发姐帮忙料理住处。房间里空空荡荡,夜里我躺在空房间里回想日间所见,心里却不能平静。美棠没有兄长,后面却有一串小鬼头等着长大,我如今作为半子之靠,要怎么样才能帮着照料起这个家,把小孩子们都带大成人,责任可不轻。


三弟婚事既毕,我的假期也将结束。美棠随家人同返临川,我就带着她的照片回部队。此时六十三旅炮兵营已移回泰州驻地,故我回部队仍走原先的路线:先到九江乘轮船返镇江,不过此次是早晨十点的船次。我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时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回到江西南昌。


美棠和我的婚事定在农历八月中旬,现在就得开始准备起来。


我与定姐一起去临川把美棠一家接来南昌。她的嫁妆早已齐备,所缺些无关紧要的零星小物,我同她就仍是往洗马池那里去逛街采买。


一天,我们和弟弟一家三口一同上街,弟弟的儿子荫曾那时只有一岁。我们正要走进一家瓷器店时,荫曾忽然大哭起来,坚决不肯进门,于是他们一家只好守在门外。我和美棠两人进店,选了两副饭碗和调羹,价格还颇昂贵。谁知回来后被岳父看见,笑我们不懂瓷器,买的都是款式工艺过时的“古董”了……我们便也觉得好笑起来。


婚期就在眼前了。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后来是八舅母进房来,坐在对面细声抚慰我良久,我才渐渐止住。


第二天一早,陈家桥这边的人就急急带着布置礼堂和婚礼的用品赶去江西大旅社。岳父母本就住在那里,美棠也在定姐一家的陪同下来到旅社里新娘的休息室化妆打扮。江西大旅社的大门前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左侧有一排精致的小店铺——一家美容美发店、一家摄影店和一家租借婚纱礼服的店。我去美发店最后修理发型,美棠则去选婚纱,我俩各顾各的。


江西大旅社是西式风格建筑,大厅宽广高大,挑高了两层楼。厅当中建有一个大的花台,置满各色花草,两侧有走廊,屋顶则是玻璃天窗。那天的阳光就透射而下,直照到婚礼的现场。这时的大厅也已经布置好了,地上铺了正红色地毯,正中前方摆了长方形的条桌,也铺了红绸桌布,其上放着结婚证书、美棠与我的印章和印泥等物,两边点燃了大红囍烛。


证婚人请的是时任江西省省主席的胡家凤。胡家凤因与父亲是从前北京法政大学堂的同学而相熟,出任省主席后劝父亲出来做点事,故父亲后来做了江西省的省参议员。胡家凤为人正直自持,先前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时候,因为家贫付不起“电灯费”而被电力部门以土政策剪断了电线。谁知不到一个月,胡家凤就被擢升为省主席,惊得电力部门连夜接通电线登门道歉,事情在全南昌传为笑谈,大家也都敬重主席的清廉。


第三章 点绛唇(3)


客人们陆陆续续都到了,有两百余众。按礼,新郎官应该亲自去接证婚人。而这时胡家凤的专车也到了,我便上车,车辆往省政府驶去。省政府也许是前朝遗留下的府台衙门,陈旧而透着幽雅之气。未几,胡家凤便从厅中走出,着一身淡黄褐色的中山装。汽车缓缓开去旅社,因路上时有人群想围观一下省主席的真容,开不快。及至下车,父亲和亲友们已在门口迎接。随着证婚人的到来,现场的气氛又掀起一个小小高潮。


美棠和我这时并肩立于台下,她披一袭洁白婚纱,我着一身淡黄军装。那是当时军人里流行的美式卡其布军便服。两位傧相——大峥表弟和大忻表妹立在我俩身边,此刻也是光彩照人。证婚人立于前方中央,右侧站着父亲作主婚人,左侧站着婚礼司仪。我还记得司仪喊:“请证婚人致辞!”胡家凤便从衣袋里拿出发言稿,原来都是四字一句的祝词,全是文言词句,念了有三五分钟,可惜我俩都没听懂。接着司仪又喊:“请主婚人致辞!”父亲因是律师,口才好,他不用发言稿即兴讲,倒讲了有近一刻钟。以后便是“新郎新娘向证婚人鞠躬”“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乃告礼成。


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这个门口并不十分宽大,呈扇形,四级台阶,两侧各有一根爱奥尼柱,檐亦扇形有纹饰。六十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境,当时的光线怎样伏上这一檐一柱,至今历历眼前。


吃罢酒席,众人回到陈家桥。到了晚间,我俩的新房里挤满了宾客。闹新房开始了。美棠和我坐在床沿,听候大家“出题目”。众人有的要我们交代谈恋爱经过,有的则跟着逗笑取乐。这些都好应付。最难搞的要算罗家的大姐夫罗镜清——图中穿格子长袍的瘦高个子。我的大哥也热烈参与其中——图中光头穿蓝色长袍的那个,只不过,他不是来闹,而是来帮我解围的。罗镜清每回提出难缠的问题,我大哥便站出来缓冲和调停,帮助我们顺利过关。


婚后一天,岳父母一家返临川,美棠与我一早去送行。又过数日,姨姐将我与美棠、弟弟与弟媳丽珍叫到一起。在一间小房间里,她当着众人面拿出两个包裹,说这些是我母亲的遗物,她已经代为保管太久,如今终于一家人齐整,又都成了家,可以正式交还给我们了。一共是一斤黄金,我与弟弟各拿半斤。还有两箱衣物。美棠觉得我们不会在南昌久留,便只拣了一件母亲的羊皮袍子。那是一件新制的皮袍,外面为浅绿色的绸缎,里面的羊毛雪白,都有寸余长。其余都留给了丽珍。让人抱憾的是,其中还有母亲一个小小的白布包袱,内中是她一生所写的诗词手稿,也有些是我替她誊抄的。她小心翼翼包好后,包袱角上还用一根细的蓝色布带扎好。我把它放在衣箱里,因为行李太多,便把这只箱子运回南城,以为那里是老家,最安全。却未料我们此番离开南昌,竟再无机会回南城。世事更迭,母亲一生的诗稿最终未能留下片纸只字,此事令我悔恨至今。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二○○八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大旅社的门前因为曾打响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如今已成为南昌起义纪念馆。建筑格局也多有变化。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厅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再。玻璃天窗已拆毁,唯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携手处。


第三章 点绛唇(4)


临川记


我们在南昌待了一阵,陈许生则回故里去了。


这期间,美棠和我还曾发生过一次小争吵。为什么而争吵呢?实在想不起来。当时年轻气盛,只觉得她太不讲道理,一气之下,我就把桌上的一个红色热水瓶往地上一摔。瓶胆应声碎裂,开水流满地板。美棠卧在床上便哭起来。我们彼此不说话,就这样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便走过去拉她要劝解,没想到她倒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这也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我俩之间的争吵。


聊到将来,美棠希望我可以跟着岳父去学生意。那时岳父一人在汉口开着钱庄,身旁无人相帮。但时局难测,人心惶惶,钱庄生意清淡。岳父来信说尚无好机会,需再作等待,我们若觉烦闷,则可往临川一住。


就这样美棠和我又到临川去住。


美堂的二舅公和舅舅亦开着中药店,有时请美棠与我这个新姑爷去吃饭。二舅公的中药店名曰“可引年”,店铺就和这名字一样显得清奇古致。我们每在账房间吃饭,地坪是以黑漆漆成,坚实而凉滑,亦显得屋内益加幽静,仅靠屋顶上几块“明瓦”透出光线,室中的时间好像停止一般。菜上来了,摆得也很特别——均是大碗盛着,码得极满,好像金字塔的样子。有一样炒藕丝,切得真如头发丝一般细。据说这样的装盆方式是当地接待贵客之礼仪,而贵客夹取时亦须十分小心,稍不留意让菜落于桌上,便显得贵客不贵,粗鲁失礼了。


在临川时还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得。国民政府那个时候几近瘫痪,地方上的保长、甲长就时常会以种种名目出来索要税款,名为征税,实与抢劫无二,所得钱财并不缴纳国家,只是中饱私囊。一日,有两三个保丁来岳母家征税,我正在场,当场便与他们追究起来,起了争执。其中一个保丁就喊道:“好!到我们保公所去论理去!”“去就去!”我马上起身欲行,美棠这时候忽地站出来,从容道:“我和你一起去。”一路上我只顾着走,她却不时拿些话来说,存心透露出我的父亲是省参议员之类。到了保公所,他们拖拖拉拉在厢房里扯淡,不肯见保长。我也不知如何应对,美棠却出面同他们交涉。最后对方一番还价,硬讨了十二块的税款去了却此事。


在临川住了个把月,美棠和我仍然回陈家桥去。每日无事,一干亲友便打梭哈玩。牌桌上的起落,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在那段不知明天会怎样的日子里,这个游戏确实给我和美棠以及我们这班亲友们带来过极大的乐趣。


樟树镇


一九四九年,美棠和我决定动身去贵州。


去贵州是为了找罗英。罗英是桥梁建筑专家,钱塘江大桥总工程师,当时在云南昆明任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因罗家同我家是世交,他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是好友,他又是祖父的学生、父亲的至交,他的侄子更是我二姐夫,故美棠和我商量着,在临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贵州看能不能谋一份普通而长远的工作。


这个时候,铁路上的秩序也已渐乱,开车没有固定时刻,连下一站究竟会抵达何处也不能确知。火车开了几个钟头,到达樟树镇后便不再前行,据说前面已不好走。大家叹息着下车,美棠和我寻了一家老式客栈住下。一个小小的房间,仅有一床一桌,一扇窗透进一点微微的光。茶房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进来扫了地泡了个热水瓶便走了。


第三章 点绛唇(5)


我和美棠安顿了行李便上街逛逛,当然先是要寻地方吃饭,见一家饭馆看起来很雅致,招牌写的是“樟树餐厅”。我们看这江西小镇上的饭馆名字倒取得新潮有趣,便进去吃饭,发现内部设计亦具匠心。循木质扶梯而上,餐厅门窗全以木材制成栏杆式样,木窗棂外蒙玻璃以蔽风雨,大厅内亦全为木条结构,似富野趣。美棠和我在二楼一间包厢坐下,点了一个蒜苗炒肉丝和一个鸡蓉汤,各是两元。不多时伙计把菜和汤送上来,把我俩都惊得不轻——菜盘之大,汤碗之巨,这一菜一汤的分量怕是足够三四个大汉吃的。我们只好放开肚皮大嚼,最终仍然剩下一大半,无奈忍痛放弃。不过,量虽骇人,这家店饭菜味道却是可口,美棠和我滞留樟树镇期间便常常来光顾此家,只是每次都要关照伙计:务必小盘。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微细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地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日久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小镇上的樟树餐厅便是这样,直到晚年美棠和我还会聊起那里。


我每天去车站探询有无火车开行的消息。终于有一天,消息说有一列军车即将开出,去往湖南衡阳。我大喜,立刻奔回旅馆告知美棠,和她匆匆收拾好行李,结清了旅馆账目赶赴车站。找到军车,我正想和他们商量,却不料这车上的军官正是某一年驻扎在陈家桥父亲家的通信排排长。他痛快地欢迎我们搭车,带我们去了拖在最后的一节无蓬车皮,搭载的都是些眷属。这时上面已有二十来个女眷,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她们亦热情地把我们的行李接过,又相帮着拉我们上车去。


到了车上总算心情宽舒,此时已近薄暮,乌云渐多,天色昏暝有下雨模样。车子久久不开,听说是前方正在修桥,修好了才能通车。我忽见车后路基边上有一个小店能泡开水,约是两三百米开外。于是提了热水瓶下车直奔小店,泡了一满壶的开水,找来一把零钱置于袋内。那个时候老百姓已经不相信纸币,平时用的一律是银元或角子,我心里盘算着:好得很,路上正需要角子……正在这时,火车突然鸣响汽笛,径自开动了。我大惊,赶紧奔上铁路,沿着路基追赶而来。最后那节车上的人都在为我着急,一起呼叫:“快呀!快呀!”这时火车刚起步,车行尚缓,但我左手拎着满满的热水瓶,右手则捂住口袋里沉甸甸晃荡着的角子,减速不少。赶着赶着,起初我的速度超过火车,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到了相距五十米左右时,火车开始加速,我已跑不过它矣!距离又越拉越大,六十米,七十米,一百米……车上的人发急,我当然更急,就这样又跑了七八分钟,距离已近一百五十米。恰在这时——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车呜咽一声,停住了。我赶快拿出冲刺速度全力跑去,终于追上了火车。车上一片欢腾,我急忙先把热水瓶送上去,车上的铁围栏较高,一时上不去,火车又随时会再启动,情急之时,刚好看见这车右侧厚厚的木头底板上有一个比洗脸盆略大的圆洞,竟像是命运刚好为我安排定当似的。我不费力气地从洞口钻了上去,进入车内。美棠急着告诉我种种,说我追近火车的时候,大家都松气说“好了好了,可以赶上了”,谁知车子加速,距离拉长时大家又着急道“哎呀哎呀!要赶不上啦”!她自己更责备我:“你为什么这么笨!身上的角子丢掉不就好跑了吗!”


这时天开始下雨,大家纷纷撑开雨伞,倚靠在各自的行李上。根本无法睡眠,行李也难免弄湿,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这样过了一夜。


次日,车至衡阳,时间是上午,雨停了,晴空如洗。车上的人都下来,各奔东西。


第四章 携手游(1)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微细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地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日久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


徐州记


一九四八年九月,传来消息说王耀武兵团在济南被击溃,但八十三师仍在徐州。我和美棠商量着再去观察一下情况。


到了徐州,陈许生在旅馆帮忙照看行李,我和美棠则上街逛逛。市面上已渐露萧条。有一天我和美棠逛街回来,美棠忽见陈许生面露愁容,便追问他。原来他积了点钱买了只金戒指,又无处藏放,就拿块帕子穿了放在衣袋里,谁想还是不知何时掉了。美棠听了心里难过,便拿了个差不多大小的戒指给他。他这才精神起来。


美棠和我在街上逛着,一日真就遇见了旧时战友赵九如。他便邀我们去住处吃了他妻子做的小菜和面条,口味很好。又告诉我们,徐州有个“空军俱乐部”,但普通人也可以进去玩——美棠和我当晚便找到了这个俱乐部。这时世道寂落,来的人也不多了。我和美棠在后处找了位子,泡了茶坐下,听歌女唱歌,看别人跳舞。


约摸两个小时过去,歌舞渐歇,灯光渐暗,空军们也纷纷散场离去。这时候,美棠说要去趟卫生间,我便在出口等她。两个空军通过甬道,一个嘴里说道:“哈!捡到一个女人的皮包!”美棠在里面听见这话,猛地想起自己那个喜欢的奶油色皮包就挂在椅子靠背上没有拿,忙从里面夺门而出,急喊:“皮包是我的!”空军随手就把皮包还给美棠,头也不回地径自走了。他们自是不知道美棠这个皮包里放了各种金饰有半斤多,若是真这样丢了,我们的损失也是相当可观呀。


从空军俱乐部出来,我们还后怕不已,就这样不出大声地走了二三十步,在街角一盏黯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卖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径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


又隔了数日,我打听到六十三旅炮兵营第三连连长武轮伦的驻地在徐州市郊的东贺村,便和美棠过去探看。是夜,美棠与武妻同睡,我与武轮伦相聊到更晚。


就这样又过了数日,我们也再没遇到什么熟人,得什么新的情报,而形势却越来越紧。美棠觉得环境极差,每日心里焦虑不安。商量一番,我们决定还是先返江西。于是当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仍是乘火车南下,回到江西去了。


柳州记


彼时湘桂铁路尚畅通。美棠和我在衡阳稍驻两日便出发去了柳州,计划在柳州多休息几天,兼可游览当地。


柳州是岭南风光,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美棠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每日上街散步,马路两旁都是骑楼,男女老幼个个着短衫短裤,手摇一把大蒲扇,脚趿一双木拖鞋,满街都是“七力壳落”的声音,利落爽快。街上不会有车辆,人人自由漫行,乐趣无穷似的。


柳州闹市区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全以奇石叠成假山,并布置了饮茶之处。时值五月,桂中天气已经很热。一到下午四五点钟,人们纷纷地从屋子里跑出来纳凉。美棠和我就随着人群的方向漫步,最后每每来到这个小公园。然后我们在假山的半山腰里找两个座位,泡上茶,一面乘凉,一面赏风景。


柳州小吃“鱼甡粥”亦给美棠和我留下深深记忆,虽然都不明白为什么是个“甡”字。那时柳州遍地都是做这种鱼甡粥的小吃店。店门总是右侧置一大锅煮好的热粥,粥煮得不稠亦不稀,香醇适口。左侧则摆一只长方形大盘,内有去了骨刺的鱼片、猪肝、猪心……都切成薄片,品种总有近百,而大家都最爱鱼片。及食,店主先将鱼片置于碗内摊开,然后舀一大勺热粥冲入碗内,再添些调味,撒些葱姜或辣椒,调匀之后,嫩薄的鱼片也已烫熟,即可食用。美棠和我既喜看这粥烹制时的热热闹闹,又喜欢它入口时的滚热而鲜。


第四章 携手游(2)


俗话说“死在柳州”,因为柳州棺材有名。美棠和我也留了个心眼观察柳州的棺材生意——却一家都没见着,大概是不在闹市区。在柳州住了周余,我们又要搭火车赴贵阳。我在售票窗口买车票,两张六十大洋。因为纸币不再流通,递进窗口的是沉沉的两叠银洋,码得老高。


贵阳记


到贵阳那天正是端午。


中午时分,美棠和我走到贵阳那时繁华的“大十字”,其实也就是市中心一个十字路口,行人也并不甚多,街道两旁的店铺比较齐整罢了。我一心想买些粽子应景,却没有看到有卖粽子的店铺。唯见人行道旁有一个老太太坐着,身边有个小篮子,里面装了自家裹的粽子在售,便上前买了三四个粽子与美棠分食。并不是碱水粽,味道也平平,但总算点缀佳节。


这天我们投宿于当地最大的一家旅馆——巴西饭店。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木建筑,进大门左首是一个小天井,四周就都是客房,楼上亦然。好的客房呈正方形,都有一个大窗子朝着天井,房价是每间五角。然而这时旅店客满,我们被领到楼下靠近楼梯处的一间房,这样一来房间里也凸出一部分让位给楼梯,房价优惠为四角。美棠和我便感十分不快,觉得怎么能住不“正”的房间呢?于是跟茶房磨牙,茶房乃答应明日一有人退房即刻给我们换,我们才勉强住下。现在想来真真好笑,我们又不是常住,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正方形的房间呢?但那就是年轻时候。


次日,茶房果然替我们换了楼上一间面对大门、正方形的房间,我们这才满意。


那个时候,我写了封信给安顺的二姐夫,告知我们在贵阳的地址。他回信说会派车来接。于是我们安心等候,每天逛街。


在巴西饭店我们认识了一对比我们更年轻的夫妇,他们刚好用完了路费,滞留这里等家里汇钱来。天气相当热,而我们房间后面有一个木制凉台,中有长方条桌和长椅。美棠就常备下水果点心、瓜子花生一类,泡上茶,邀他们上来一起喝茶闲谈,共享旅途乐趣。


有时我们也去大上海和大三元吃饭。店门外灯火通明,霓虹旖旎,点缀着短暂的太平光景。当时的我们都太年轻,看不透这人世间即将发生的剧变。


大半个月过去,一天我在楼上窗口闲看,见一位衣着朴素而似公务人员打扮的中年男子走进旅店,我直觉地感到他便是姐夫派来联系我们的人,下楼一问果然。他是贵阳段的段长,告诉我接到罗总段长通知来联络,但段上的汽车坏了,只好来送我们去长途公共汽车站。第二天,他乘坐小马车接美棠和我到车站。我们辞别了他,登上公车直奔安顺——那也是我们此番长途跋涉的目的地和终点站。


安顺记


二姐一家住在段上的集体宿舍,房屋基本是木质结构,看起来不像宿舍,倒像一个庙,又像旧时衙门。一进大门便是一个很大的天井,两旁是回廊,整栋楼黑灰灰的,显得古老寂静。


美棠和我所住之处很是特别,是二楼一个六角亭。亭子约有二三十个平方,六面皆窗,没有门,地面一角有一七八十公分长宽的活动盖板,下设梯子。人上来后即覆上盖板,犹如舞台上要演武侠戏一样的机关。亭中只放了一张木床,其他家具一应俱无,我们日常的活动都在楼下,这里仅供睡觉。


我很喜欢这个奇特的环境,每逢月明如水之夜必开窗而眠,清光即倾洒床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此时最应情应景的句子。


第四章 携手游(3)


至若风雨交加、闪电鸣雷的时候,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四面的窗子一齐噼啪震动,更助这风势几分一般。人在亭中则不但听到外面风雨强劲,还眼见窗外闪电撕裂天际,历历在前。


十一月,风声渐紧。我曾听人说过街上有个算命的老人卦很准,名叫“卓聋子”。于是在一个晴天,美棠与我走上长街寻访他,终于找到了。店面不大,只有寻常店铺的二分之一规模,门前斜挂一条彩色布旗,上书“卓聋子”。算命的老者身材不高,有清癯之容。卦金也不便宜,要四元大洋。我报上八字,他推算一会儿,对我讲了很多,而今已记不真,唯有一句当时便对美棠和我有很大触动,曰“平生利于东南”。因我俩当时也正在思考,段上的工作并非在编的正式人员,此地亦似非久留之地,卓聋子这句话更加深了我们的去意。


安顺解放后不久,新政府把总段上人马来了个连根拔,我们全体迁往贵阳。


一日,我上街溜达,忽见一家店铺门前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用红纸写了“开往南昌”四个字,“南昌”两个字特别大。我又惊又喜,忙上前打听,原来车主姓辛,是南昌人士,他有一部美国人造的“大道奇”公共汽车,明日即取道湖南,开赴南昌,现时正在招募旅客,每人车资六十大洋。我赶忙付下定金,奔回去告诉美棠。美棠闻言也很高兴,我们马上收拾起行李,告知姐夫和定姐时他们颇感意外。晚上,姐夫在灯下匆匆修书给我父亲,定姐则拿出半斤白木耳让我捎去。


开车后我方发现,这条路上的治安尚未恢复,很不太平。湘西与贵州的交界雪峰山脉是著名的险要,自古为盗匪出没之所。若偶尔掀起车上大帆布篷的边沿看看,即可看到车子正在大山的边沿摇摇晃晃地行驶,底下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再往下看更可看见谷底汽车的残骸。老辛开车喜快,自恃车技高超,常边飙车边自我称赞,令我很是担心;副驾老刘则作风稳健许多。他二人轮流驾驶,匆匆赶路,除去中午吃饭与晚上住宿概不停车。当晚大家宿于客栈,晚饭时听说一个新闻,在我们车子前面的一辆商车叫土匪抢了,在我们车子后面的一辆商车也叫土匪抢了。我们这辆车侥幸逃过一劫,但美棠和我听了却着实担心。二人回到房中坐在床沿,面对炉上火盆商量起来。想起前路险恶,一时萌生退意。我便去找老辛谈,说我们不打算再走,并想退回部分车款,老辛却觉得这样不好办,劝我们继续前行。事已至此,我再回房与美棠商量,也觉得回头路亦很难走,于是两人计议定,赌一把运气继续前进。


第二日晚间,美棠与我在客栈房间里,仍是对着火盆将我以前着军装所拍的照片付之一炬。还有一件绿色的军便服,觉得留着也不妥当,便随手扔在客栈房间了。


四天以后,我们安然抵达目的地——江西南昌陈家桥十八号。乃是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


第五章 十字街头(1)


“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回到家,父亲给我报了户口,又去派出所填写了“旧军官登记表”。时局日益紧张,岳父也结束了汉口的钱庄生意,经南昌回临川。


这年春节,我们仍和往年一样玩牌消遣。但年一过,就要考虑今后的谋生了。岳父也在想办法。年后他来到南昌和父亲商量,准备给我俩开一家店。但做什么生意呢?我们怕单纯的“买卖”难做,想做点有劳动力的加工产品,要么,就开个切面店吧。买来面粉,自己加工做切面,这样便属手工业。计议定当,岳父托人从汉口买来一台切面机器。起初岳父拟取名“利群面店”,父亲又觉得“群”字笔画较繁,不如改为“利民面店”。


岳父自己出去找店面。我只想租个小店面,卖点熟面试试,但岳父大概做惯大生意,看中了珠市街口、象山南路一家新盖好的店面,门面约有三十平方,上下两层,店租每月四石米。楼下左首有一间小房间,岳父便住在这里。外面就是店堂。


我申请了工商牌照,并印了数百张包干面的卷纸,上面有利民面店的招牌和店址。父亲的书记员赵椿林此时也无事可做,自愿来店里帮忙做面、挑水,管吃住,工资不论,每月拿五角钱零用。我们又花三元买了一只旧的、半圆弧形的黑漆柜台,在左首摆放了一个雅致的玻璃门书橱。那原是毛贻荪的书橱,现在拿来作摆放卷子面之用,可算是“斯文扫地”了。店堂前堆放二三十袋“兵船牌”面粉,是最优质的品牌。一张方桌,供吃饭和待客之用。右首墙边是我们的切面机。最后面是厨房。屋后有个宽敞的院子,总有五六十个平方,未经收拾,只围以竹篱。除了晾晒衣物以外,那年中秋,我们也曾在那里摆过一张小桌,供奉果品,以事赏月。美棠和我住在楼上。


我和赵椿林到别家面店去偷师取经,观察老师傅的做面方法。自己回来多次试验,总算做成,但质量很不稳定,不是太湿,就是偏干。


筹备工作持续到一九五○年三月,我们的面店正式开张了。美棠那时已经怀孕,开张那日岳父兴致很高,置办了不少酒菜,请一众亲友来店里吃饭。那日店里热气腾腾,众声喧哗,大家笑着谈着,欢声好像昨日。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时许,美棠在楼上卧室里阵痛加剧,急去请来医师,父亲和姨姐闻讯也赶来宽慰美棠。两三个小时,希曾出生了,大家高兴极了。“希曾”的名字是父亲所取,他还说,就在前数日他曾得一梦,梦见一条黑龙在面店门口翻腾飞舞。


岳父很会烹调,每日买猪肚猪肝等给美棠加强营养,岳母也从临川赶来,带来了手做的婴儿鞋帽等物,家里天天欢喜忙碌。满月那天,我们在面店办满月酒,大家又热闹一番。


至于店里的生意,却十分不尽如人意。湿面一天只能卖个三五斤。有一天夜里,店里来了个贼,偷去一把中号的切面机器刀,顺便还背走一袋面粉。中刀乃是常用的刀,失去了它,我们就只能切出宽面和细面,不能切出中等宽度的面了。再后来,店堂里堆积的那些面粉则因为阳光曝晒而生出小虫,并且略带些酸味。如此,生意也更差了。


七月里一日晚上,我忽然被屋外喧闹声惊醒。推窗一看,但见街对面之店铺已尽着火,熊熊烈焰,扑面生痛。南昌民房多为砖木结构,除主墙以砖墙隔开外,屋内板壁一般均用木料。若天干物燥,就极易着火。万幸的是风向并不正对我店,窗棂虽然被外面高温烤得枯焦,但最终不曾起火。美棠抱着希曾回陈家桥,我与赵椿林留下看店。大火烧到天亮,总算扑灭。


第五章 十字街头(2)


到了八月间,开店已近半年,美棠一结算,亏损甚大。我们盘算一番,决定关门大吉,切面机、柜台、剩余的面粉也都廉价处理了。


这期间我也四处在找别的出路,但并不容易。一日,我在马路电线杆子上看到贴的小广告,说是某测量队需要招人,我便按地址写信去应征。因我在军校学过观测,会制作地图,对此亦有兴趣。然而信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也知是“历史原因”。


又到年终,十二月中旬时候,上海的十三舅来信,说他在上海经营的大德医院总院需要会计,望我去上海任职。


美棠、岳父与父亲都觉得很好,说不必耽搁,过两日便动身吧。


我便去南昌火车站买票。此时的火车站空无一人,亦无一物,徒有四壁而已。我进入一个小门,墙上张贴着残破的火车站规则,右手边上有半圆形的售票口。我买了票,再看四周,唯见角落里一堆未及清理的垃圾。


那天夜里,父亲和姨姐备了几个好菜,也请了岳父来聚餐。吃了饭,大家款款地聊,父亲吸着水烟。那是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但当时并不知晓。


美棠抱怨说,希曾哭闹得凶的时候,我有时会动手打他。父亲听了忙道:“不能打!以后我给他写个‘免打牌’挂在头颈上,再也不许打了。”边说,边用点水烟的纸捻子在希曾脸前画着圆圈。那时希曾才七个月大,只知道瞪大着眼睛,随着纸捻上燃着的小光点转悠。


我们决定由我先去上海,待一切顺妥后再告知美棠,让她带幼棠和希曾同往。


十二月底,又是一个清晨。我坐上人力车,脚下是大箱子。父亲、姨姐、美棠、三弟、弟媳等人都来门口相送。车子起了,就要走了。我忍不住回头深深望了父亲一望,隐隐地感到这许是最后的一眼。


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南昌,已经是五十八年以后的事了。那一眼回望,也真成为我与父亲之间最后的相望。


我于一九五○年年底某日抵达上海的时候,天已傍晚,忙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华山路一一三六号,十三舅和舅母在门口台阶等着我。是夜,我便在表弟房里加了张铁丝床睡下。


美棠和我的计划是,我先把主要行李带去上海,落实好住处再把她和爱堂、幼棠接来。我们起初租住在山东南路上的寿康里,后来我在新永安路十八号花费七两金子订下了两间房。自此以后时间漫漶人往人来,孩子们在这里出生、成长、远行、归来、离开,美棠与我则在这个屋檐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我那时在大德医院兼任两个岗位,领取双份工资。一是大德医院的会计,刚好用上先前所学;一是大德出版社编辑,那也正是兴趣所在。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忙碌而欢喜。


五十年代初时,上海市民的生活还很活泼热闹。每个周末,许多单位的工会都会组织联谊舞会,大德医院的工会也是。美棠最喜歌舞,又爱与人交往,是个逢舞会必到的人物。那时候私营舞厅照常开业,美棠和我也常常去玩。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美棠在抗战期间因躲日机轰炸,曾随父母避居汉口乡村。那时她看见稻田里插满了秧苗,误以为是韭菜,留下过笑柄。


我以前也从未进过菜市场,到上海后要去菜场买菜,也因为分不清卷心菜和黄芽菜,落下了口实。这事从此也成了我们在儿女面前互相揶揄的笑料。


我因在大德出版社编《妇婴卫生》刊物,一次看见上面刊载巴甫洛夫的“无痛分娩法”,像得了宝,回家就对美棠宣传起来。美棠听我把话讲完,淡淡问道:“这个巴甫洛夫,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话没说完,她就往我大腿上狠狠拧了一把:“痛不痛?”她还是淡定地问。“痛!痛!”我叫道。“女人生孩子,你们男人怎么知道痛不痛。”她说。


孩子们的调皮,她也要一一对付。那时每值夏季,黄浦江里总有许多小朋友游泳。申曾最喜欢游泳,长到十二岁的时候还横渡浦江。但当时他尚幼小,水上公安局的人为了保障小孩子安全经常派人去阻止他们游泳。孩子们见有人赶,每四散逃逸躲藏,而申曾逢到这时候就躲到船底下去,危险非常。美棠便下死命令不许他去游泳。申曾想了个办法,他游泳回来,在岸边让太阳把身上晒得干干爽爽方才回家去,心想那样他母亲定抓不到他游泳的证据。美棠见状,只抓起他手臂,拿指甲在胳膊上一划——就是一道泡过水的皮肤才有的白印子。“你又去游泳了!”


那时候路上游行很多,顺曾很喜欢看。有一次,他才四岁的时候,跟着游行的人群走啊走就走失了。我们四处寻不着他,问人也都说不见,着急得很。美棠提醒我一家一家派出所去问,果然走到嵩山路派出所的时候,说有群众送来一个走失的小朋友。我忙骑车赶过去,天色都黑了。一踏进派出所大门,见顺曾坐在乒乓桌上吃着民警给他的面包,更有人吹笛子哄他。他倒是快活得很呢!


我给孩子们做了一本大画册,封面上题了“大家画”三个字,鼓励大家把所见所想都画上去,然后互相观摩,提高兴致。


孩子们小时候在画册上画下各自的理想,只是现实生活改变了一切。


一九五七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第六章 问归期(1)


“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我走后不数日,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此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长子希曾也只有九岁,却知道生活开始变得艰难。那时正值“大炼钢”,一日他路过外滩,见一群工人正在对着一堆钢铁敲敲打打,然后搬到马路对面。希曾停下来看他们做事,就有人问他:“你也想来搬么?”他点头。于是工人们就给了他一些轻小一些的钢件来搬。搬了一个上午,工人们给了希曾五角钱作为报酬。希曾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美棠询问后大惊失色,嘱他下次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


美棠自己为了补贴家用,却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孩子们稍大些后,也都与我保持通信。


六安汽车齿轮厂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兼出售邮票。有一日晚饭后,我正有一封信要寄回去,摸摸口袋尚有一把钱币,懒得去数,便到柜台前问营业员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付钱时候我掏掏口袋: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没有了!还差一分钱,营业员收回邮票,我也只好收回硬币,带着寄不出去的家书回去了。


五九年秋天,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忽得一种肿胀之症,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二十公分,不痛不痒,只是行走不便。医务室给我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恰恰在这一天,我收到了美棠给我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于是这天早晨,当伙房照例扛来一桶红豆饭,并且给我盛满了一个大号搪瓷杯后,我把将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搅拌,顿觉这红豆饭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吃下去人也觉得舒服。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完全复原了。


美棠因为常常感到腰痛,也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帖要花费两元六角。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十二块多,哪儿来的钱呢?她也就不再去看病了。


岳母于女红方面特别擅长,五个孩子的破旧衣服都由她修整补缀,先以各色布料拼凑起来,再以靛蓝统一染色,整旧如新。有一回,乐曾穿了这样一件八卦衣去学校,结果引起学校老师的惊叹,特别把他带到办公室,让全体老师都来欣赏这精彩的“手工艺品”。


那时,每月发放一次“糕饼券”,美棠每到这天都会去买点苔条麻花给孩子们吃,那可是他们的最爱。麻花发放时间定于那天晚饭后孩子们做功课的时间,定量发放一人一根。


六○年开始,美棠去黄浦区的街道生产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生产组里每逢学习,做记录、写总结都是她。有时遇到新的零件加工,也总是让美棠先去厂里学,学会了再回来教大家。做工常常需要两人一组搭档,大家都争着和美棠一组,这样完成的质量高、数量多,自己还好省点力气。生产组的小组长很信任美棠,每回生产组里有什么纠纷矛盾,总来找美棠商量。她待人和气,办法又多,组里其他阿姨也常来找美棠帮她们写材料或是家书。美棠每天中午匆匆回家一趟料理家事,给孩子们准备午餐,有空时便给我写信,也有时是给同事们写信——常常还要排队。


第六章 问归期(2)


因为我的缘故,家庭“成分”差。美棠在上海,面对的困窘不仅是生活上的。她说她记得有次因事去寻里弄干部范阿姨。找到她的时候,范阿姨正背向着她,美棠遂叫一声:“范阿姨!”就在她转过头来的瞬间,美棠见她原本满面春风的脸,因余光见着是美棠,瞬时变得冷若冰霜。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信不诬也。


六八年,长子希曾中学毕业。美棠急望他可以分配到工矿单位,既可以分担家庭经济重负,又能帮忙料理家务。然而学校工宣队坚持要把希曾分到农村插队,若如此,则不但不能帮助家计,反更需要家中接济。美棠苦求多次希望照顾却都无果。一天夜里,小红(编注:系平如、美棠女儿,韻鸿的小名)半夜里醒来,见母亲跪在阳台上望天祷告。她是实在无处求助了。


两天以后,学校工宣队被调走,来了一组新的工宣队。申曾得到消息忙告诉母亲,美棠乃匆匆赶去再次说明情况。新的工宣队长同意美棠的要求,将希曾分配至上海的无线电厂,或许真的是上天垂怜。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孩子们从小坐在街边一把一把地散卖些珠石。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六九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美棠已经变卖完了身边所有东西,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就是当年她从我母亲遗物里唯一选中的物什。美棠很喜欢它,总想留着它老来也能防寒。但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最高的当铺,得了六十元。“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却早已无力赎回。


五十年代时,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申曾插队后,在农村利用便宜的人工和木料打了一套好些的家具送来上海,其中有一张八仙桌。小木桌无处可放,美棠让乐曾拿去换点钱。乐曾跑去一间旧货店,收购价两元。乐曾把小木桌交给店主,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把它往墙角一丢,颓然倒地,木架子歪在一边。乐曾心思敏感,见状凄然落泪。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完全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再后来有一阵子,我向内弟借来一把小提琴学。可平时若在工棚里练习会影响他人休息。于是想了个办法:我弄了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面画上琴弦和琴格的位置,平日晚上就在蚊帐里用这个虚拟提琴练练指法,到周日休息才去工地外练真家伙。


第六章 问归期(3)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三十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九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就这样,我与美棠和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于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正式向齿轮厂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证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证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冰与雪,周旋久。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就只能在画中把他补上。


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我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回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资和级别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第七章 君竟归去(1)


“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向往,竟终不得实现,‘他生未卜此生休’,徒叹奈何奈何。”


彼时,我回到科技出版社,孩子们也都纷纷立业成家:希曾仍在无线电厂,申曾留在江西在中学任教,乐曾响应政策已回到上海,顺曾在医院工作到了第二个年头,韻鸿不久后更是结婚嫁人。


儿女们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美棠便歪在床上教孙女舒舒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在外婆卧室里,我看见里面门楣上常年贴着一个红纸写的斗方——“福寿康宁”,老年人对生活的希求古来如此。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上午,我胸腹突感剧痛。美棠急陪我到瑞金医院就诊,次日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需要立即动手术。医生向家属说明病情,美棠吓得双手发抖,无法在手术志愿书上签字,最后还是由孩子代签了。手术很成功,但十七天未进饮食,靠灌注“生命要素”维持。到了第十八天,我虽有便意但因宿便干枯硬结而解不出。美棠遂以手指将硬块一一抠碎,我方得以排便。


我在医院卧床休养近一个月。美棠每日早上五点就去排队买黑鱼,回家熬成黑鱼汤。医院规定下午三点家属开始探望,她又急匆匆带着饭盒乘十二路到瑞金二路,走上一段路从医院后门进来,每天总是三点一刻左右。病房在二楼,每天快到时间了,我都到走廊上去望,那里刚好可以望见她手提着饭盒走过一条小径,直奔病房而来。一望见她,我又赶快回到病床躺好。三五分钟,就见她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


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地记得。只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地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他了。


孙儿元元八岁时,有次黄浦区体育馆举办节目:海豚表演。我觉得机不可失,遂带了元元去看。演出散场竟遇大雨,我没带伞,只好背起孙儿在各个屋檐下东窜西跳,由体育馆一路狂奔回家。昔人含饴弄孙为乐,我今冒雨背孙,亦为一乐。平如时年六十六岁,美棠时年六十三岁。


美棠肾一直不好,最后终于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的主食最好是麦淀粉,因它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低。但麦淀粉做起食品来却很不容易,它不像面粉那样具有黏性。乐曾对食品制作颇有经验,而且有耐心。他用热水拌和麦淀粉,小心地反复试验比例,竟把麦淀粉捏成了面团,又擀成了水饺皮。于是我们把蔬菜作馅,做了许多麦淀粉水饺,或蒸或煮,美棠很爱吃。


二○○四年,我因心绞痛入住中山医院,施行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住院一周察看。儿女们轮流来院陪伴,美棠身体不好,他们不让她来,告诉她一切都好。可美棠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就让孙女舒舒陪她来院探视。亲眼见我精神很好,她才放下心来,又跟我谈了一阵子,才愉快地回家去。


再说家里的猫因为几日不见我,不肯走动,三四天不进猫粮。美棠又着急起来,对舒舒说:“不得了啦,阿咪抑郁症啦,你快陪她玩一玩,给她吃肉松吧!”直到我出院,回家那刻,美棠自不待说,猫见了我也又跳又叫,在我脚边“喵喵”地绕个不停。


退休在家时间多了,我便正儿八经备齐了颜料宣纸和一些国画教学书,在家临摹起来。每有新画成,先给美棠看——美棠的反应通常以哂笑居多。我初中时候念的南昌第一中学,听闻傅抱石先生曾担任过美术教员,可惜在我入学前已经离开。我曾跟美棠说笑,如果有傅抱石的指点,那一定画得比现在好,后来她就反过来拿这事来打趣。可她说得最多的,还是怪我早干吗了。


第七章 君竟归去(2)


孩子们的生活渐渐转好,一年春天,大家相约一起去南翔吃小笼。美棠这时出行已需要轮椅,但她那天特别高兴。我们找了家干净雅致的店堂坐下,美棠胃口也很好,食毕又带她去了古漪园玩。后来直到她病重呓语,还提起过,要一起再去南翔吃小笼。


美棠所患疾病,需要每天进行腹膜透析。我去医院向护士们讨教了办法,又购齐了相关的设备,在家里每天给她做腹透。这样一做就是四年。


美棠初病时,有时讲话前言不着后语,有时则显得不通情理,性情乖僻。我总以为那是老年人性格上的变化,不足为怪。直到有一天,她躺在床上对我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一点。”我方才大吃一惊:她是真的糊涂了。也是那一刹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


又一日,家中只有我与美棠两人。下午五时许,美棠忽然喊起了舒舒(孙女舒舒此时仍在上班)。我告诉她舒舒去上班了,她并不信,进而起身一间间屋子找去。找不到,她便坐在客厅沙发上,说我故意把舒舒藏了起来。我登时觉得,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绝望至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


一天晚上,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家附近没有,我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她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八十七,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时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她嘱我做的事我竟不能依她。


又一次,美棠忽然向我要她的一件黑底红花旗袍。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件旗袍——又或许多年以前她曾有过,此时忽在陈旧的记忆深流里“沉渣泛起”。我便找儿女们商量,是否找裁缝找布料重新做一件黑底红花的旗袍来,儿女们坚决反对。也果如他们所言,未等我放下此事,美棠自己就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提起过它。


一日傍晚,我在房里,她忽然叫我走近前去。我过去,她对我说:“你不要乱吃东西,也不要骑脚踏车了。”那个时候的她,看起来又似往常一样清明而理智。只是说完不多久,她又昏昏睡去,等再醒来,又是些糊涂话。


二○○八年早春,美棠病情日趋严重。终于入院治疗,但是时美棠神志不清,情绪躁动不安,呓语不断。医院里的人说,她一直在唱老歌,一首接一首。


医嘱须进行血液透析,但她不肯配合治疗,双腿时时要跷起来,致血透无法进行。大家想着找个什么来压住美棠的腿。女婿张伟德做事认真,他回家去找来一块上好的红木板,又把外面以毛巾层层包裹后盖在美棠膝盖上,这样她便也安静下来。


死生老病,或是在天,虽只是一块压腿的木板,我们仍希望它可以传递一点吉祥。


美棠病重后,精神很差,终日昏睡,有时醒来,思维也很混乱,会把身上插的针管全都拔掉,非常危险。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关照护工晚间要用纱布把她的手固定在床侧的栏杆上。每当我们探视完毕,刚刚离开病房,就听见美棠的喊声:“莫绑我呀!莫绑我呀!”闻之心如刀割。


美棠晚年听力本已减退,平时依靠助听器,到了病重不再使用助听器时,我便多用文字与图画与她交流。有时她看了以后,似能有所反应。


第七章 君竟归去(3)


有一天,正当韻鸿陪在她身边时,美棠忽然醒来,又好似得了一刻清醒。她对女儿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爸爸啊!”说罢便昏昏睡去。


二○○八年二月六日,是那一年的除夕。孩子们商量着把母亲接回家过春节。顺曾提前向医院里借了小床。小年夜那天,我们带她回家。乐曾把小床架在他的大床之上,床侧支起衣架和晾衣杆,挂满了她的针管。夜里他就睡在母亲的病床旁。我们和她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她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地吵闹。情况不好,年初八,也只能把她送回医院治疗。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离别时期待的节日,从未想过会终有一个最后。


三月十九日上午,我到医院去看美棠,韻鸿在旁。约十点,忽来了一群医护人员对她施行抢救。起初她的眼睛闭着,后来偶然睁开,看了一会儿,也许看见了人群后的我。我见她右眼眶渐渐变得湿润,缓缓淌下一滴眼泪挂在眼角。几秒钟后,她又合上眼睛不省人事,任凭人们摆布。


十一时许,我见她安静地睡了,便先回家休息。


下午三点,顺曾和韻鸿二人匆匆赶回家中,取了美棠的几件衣服,立即接了我回医院。四点多我踏进病房,她昏睡在床没有反应。我握住她的手觉得尚有余温,然后便渐渐转凉。


美棠走了,神情安详。儿女们初徘徊在门外不忍进病房,唯申曾一直侍奉在侧,告诉我准确的时间是四时二十三分。


年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便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当时或只是少年人的浪漫。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田园牧歌里的旧中国已经走到了她的尽头,只以为我们可以像《浮生六记》里那样“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人到中年,分隔两地,家计维艰。她又嘱我一定当心身体不要落下什么病痛,等孩子们独立了她要一个人来安徽陪我住,“我们身体好,没病痛,老了大家一块出去走走,看看电影,买点吃吃,多好”。她原是那样天真爱玩却也要求不多的一个人,两个人能清平安乐地在一起就是她操劳奔忙几十年里的寄望。


渐至晚景,生活终于安定。我得上天眷顾,虽曾两度急病手术,但恢复良好,身长康健。美棠自己却落下病痛,多年为肾病所累,食多忌口,行动亦不便。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向往,竟终不得实现,“他生未卜此生休”,徒叹奈何奈何。


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美棠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我挽她:


坎坷岁月费操持,渐入平康,奈何天不假年,恸今朝,君竟归去;


沧桑世事谁能料?阅尽荣枯,从此红尘看破,盼来世,再续姻缘。


“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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