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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

作者:张雅文  来源:  发表时间:2015-07-20 11:22  浏览次数:519

生命的呐喊

人生的宣言 生命的诠释

----《生命的呐喊》  此书献给在贫穷与苦难中挣扎的兄弟姐妹们!


第一章  “绝笔”作品——《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一次特殊的采访,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撕去了我虚伪的坚强,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人,原来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如此地步?

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一个可以超过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匡世罕见的素材;一个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将会演绎出怎样跌宕起伏而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把我推到生死边缘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可我还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第四章  从父母身上找到我的生命之魂


面对道貌岸然的道长,面对握有生杀大权的县官,面对无法抗拒的黑暗,母亲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在县衙门的大堂上,她用自杀来发泄愤怒和抗争着自己的尊严!

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


与世隔绝的大山,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父亲充满忧郁、怨气、愤恨的叹息,伴随了我整个童年。花一样的二姐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枯萎?主宰二姐命运的狐仙到底在哪里?

第六章  在野兽出没的小兴安岭度过苦难童年


荒无人烟风雪弥漫的山路上,留下一串串孤零零的小脚印,也留下一个孩子无助的哭声。坏人、野猪、狼、永无尽头的山路,对一个十岁女孩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七章  一个叛逆而痴情的少女


一场疯狂的苦恋。一个错误的选择。一位可怕的教练。一个拄着双拐的少女痛苦的青春之梦。而更大的不幸又将降临到一个十六岁少女头上……

第八章  嫁给他——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从一场疯狂的苦恋中醒来,又陷入到另一场更加疯狂的苦恋。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从一场接一场的苦恋与抉择中走过?再美丽的花朵也经不住暴风雪的摧残。一个美丽的梦想破灭了,却永远留在了几棵白杨树下……

第九章  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

无情的岁月,新房变成了地狱。在冰窖般的小屋里,地狱之门一次次地向我和刚出世的女儿敞开。面对冰冷的世界,我发出“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呐喊!

第十章 一句玩笑,让我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就像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一个铜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把全部生命押在文学的赌桌上,将会赌出怎样一番人生?

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使我走出人生低谷

与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刑犯面对面;与国际主义战士握手。从山沟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世界。辉煌时刻,却产生跳楼般的痛苦。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第十二章  留给自己和丈夫的两封遗书

蘸着几乎枯竭的生命之墨,撰写着很可能是绝笔的报告文学。是死亡之旅,还是再生之地?活过来的瞬间,我决定写出自己的一生。是来拯救扭曲的心灵,还是为了悲剧不再发生?是大海平静了,还是卸掉名利盔甲的心灵平静了?



(1)   第一章


一次特殊的采访,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撕去了我虚伪的坚强,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人,原来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如此地步?

在生死面前,我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一封是写给自己。

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上帝给了你如此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太遗憾了。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关!”


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向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

2003年11月6日,我的人生更是跌到了谷底,几乎到了绝境。

这天,我家乡的老领导王文禄先生来找我,邀我写一篇著名心外科专家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的报告文学。说心里话,我不愿写这种遵命文学,而且我的身体很糟,经常发生心绞痛,一发生心绞痛就冒冷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可是王文禄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不好拒绝,只好跟着他一起来到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见面后,刘晓程院长第一句话却说:“雅文大姐,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你是家乡人,我不好拒绝。我问你,你准备用什么来写我?”

我想他绝非问我用什么书写工具,而是问我如何写他?我说了一句:“我会用心去写的。”

听到这话,这位精明、干练,一看就是才华横溢的院长意味深长地笑了。

于是,两个素昧平生的家乡人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深、很透,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客套和粉饰。

采访结束前,我顺便将前不久我做心脏造影的CD片请刘晓程看看。然而,他随后说出的一番话,却像一颗炸雷一下子把我炸懵了。

“雅文大姐,你的心脏除了支架部位还有六处病变,最严重的部位已经堵塞百分之九十,随时可能发生心梗。我建议你尽快做搭桥手术,而且要搭五至六个桥!”

我顿时觉得手脚冰凉,浑身直冒冷汗,心脏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不久前,我刚刚在家乡一家医院做过心脏支架。

那天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医生和护士在我身边忙活,等待医生把心脏造影的“器械”从我大腿根动脉送进心脏,看我心脏有没有病变?我觉得就像罪犯等待法官宣判一样……几分钟后,医生出去了。稍许,只见满脸通红、神色极度紧张的先生周贺玉出现在手术室外的大玻璃窗前……

一见到先生,我顿时知道了结果,急忙对护士说:“请您告诉医生,不用跟我爱人讲,他会受不了的。让医生跟我谈,我能挺得住!”

护士说:“看来你们感情真好,在手术台上你还为他着想呢。”

是的,没人知道我们经历过多少苦难,也没人知道我们有多么恩爱?后来先生告诉我,我被推进手术室,他的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哆嗦。看到医生出来,他手中的香烟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我知道我的心脏出了问题,但不知究竟有多大?

数分钟后,进来几位大夫,其中有我当运动员时的朋友脑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刘相轸医生。这位身材高大的汉子进门就拉住我的手,立刻红了眼圈……

一年前,他的妻子文海美就是在一天早晨突发心梗去世的。当时我在北京,他在电话里对我放声大哭:“雅文,天塌了!我救活过那么多人,惟独没有救活我的老伴啊!我真像天塌了一样啊!”

文海美是花样滑冰教练,当年曾拿过全国花样滑冰冠军。她是我们一帮冰友中最热情、最好客的女主人。我们这帮哥们儿经常跑到她家里连吃再玩地作一通。可她却突然走了,这使我们非常难过。直到今天,每当看到天空飘着风筝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想起她手拽风筝线,仰望蓝天追逐风筝的情景……她才六十岁。

而此刻,天塌的该轮到我了。

“雅文,你心脏的右前肢百分之九十五都堵了,侧支有一根牙签细的血管支撑着,不然你早就完蛋了!”刘相轸快言快语地说,“我们不敢保证你去北京途中会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我给你做主,马上做支架!不要再犹豫了,千万别再发生海美的悲剧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惟有那根牙签一样细小的血管才是真实的,因为它连接着我的生命,否则我早就完蛋了。奇怪的是,我曾做过多次检查,心电图从未有过异常,只是经常发生心绞痛,看来这心电图也会骗人哪。医生给我心脏下了一个支架,可我仍然经常发生心绞痛,连洗澡都很困难了,每次洗澡都像得大病似的,躺在沙发上半天都爬不起来。

下支架时,医生只说我心脏还有两处堵塞,并没有告诉我这么严重。

此刻,听到刘晓程的这番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想想,一个拳头大的心脏除了一个支架,居然还有六处堵塞。这哪还是什么心脏,分明是一只破筛子啊!这么一台破碎的发动机,还能带动起我强大的生命吗?

我突然觉得生命随时可能离我而去。可我还有多少美好人生没有享受?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还有多少创作计划没有实施啊?我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创作,热爱我的亲人……

我觉得老天对我太残酷、太不公了。

我是来采访的,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重患。我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极大的残酷现实。可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强装笑脸,对刘晓程说:“晓程院长,我才五十九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我不要多,再给我十五年就行。我太爱创作了。”

他说:“把你这颗破碎的心交给我吧。十五年太保守了,你准备再创作二十年吧!”我知道他在安慰我。

我惟一感到安慰的是恰巧来刘晓程,否则我仍然糊里胡涂地活着,说不定哪天就会像文海美一样,突然离开了世界。

刘晓程找来内科副主任林文华医生当我的“保健医”,并给林主任下了“死令”,必须保证在我术前不发生意外,并一再叮嘱我:“争取尽快手术,以免发生不测!”

之后,我怀着满腔的惆怅与痛苦踏上了归途……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回去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满眼枯黄的秋色,我不由得回溯起自己的一生……

我这一生苦苦地追求理想,追求高尚,把文学当成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地为之奋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从不绝望、从不气馁。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身体,我觉得有身体就有一切。每当遇到挫折时,我总是用孟子的话激励自己:“故天降大任于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不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深信天道酬勤,深信“但得有心能自奋,何愁他日不雄飞?”

可是追求到最后,心已“破碎”却从未有过什么雄飞,一辈子都快走完了也从没见老天降什么大任于我。本以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是老天降给我的大任,结果弄得身心憔悴,伤心欲绝,不得不打三起官司,而且得了严重的心脏病。现在,法院那边等待我去开庭,这边又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心脏大手术……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他们都没有心脏病,都是七八十岁才过世。而我是运动员出身,一直坚持出操、跑步、游泳,我先生亲切地叫我活兔子。

是的,我精力充沛,充满了活力。

三年前,我每天晚间都去游泳池游一千米。可是三年后的今天,却变成了一个亟待拯救、急需搭五六个桥的心脏病重患……

令我无法接受的并非是死亡,死亡是自然规律,上帝召你去谁都无法抗拒。而令我最无法接受的是我清醒地知道:我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今天这种地步?我的心脏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坏的?

——这其中的原因才是我最痛苦、最无法接受的!

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一个可以超过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匡世罕见的素材;一个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将会演绎出怎样跌宕起伏而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事情要从1999年5月的一天说起。

那本来是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上午,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说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的生命,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结束后,她又全力拯救被审判的纳粹将军……

按理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本已到了老眼昏花荣辱不惊的年龄,本该蹲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本不该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我一听到这个素材,本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个素材太棒了,竟然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李占恒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境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推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着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

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它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

我冒昧地一次一次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着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就更麻烦了,去其它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

我先生劝我:“实在不给签证就算了吧。”

可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比利时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登机前,我给远在哈尔滨的先生打电话,最后说了一句:“亲爱的,我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可见我对这个素材寄托着怎样的厚望?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没等起飞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相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哇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可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羊毛衫都湿透了。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子……

果然,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可是到了欧洲你才发现,你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到这就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    你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你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象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纸壳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着精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象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陆惟华先生认识钱秀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胡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凄风苦雨的,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带去的《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感慨,仿佛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历史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著名的拿破仑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儿于廉……

我独自去了卢森堡和荷兰,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卢森堡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妮日记》的安妮故居,去海牙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本来还想去巴黎,但时间不允许了。

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

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在门口,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老人的住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着她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的条幅。桌子上摆着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铜质塔形香炉。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听说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钱秀玲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它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崂先说挠⑿垩拢约胺ǜ郎?966年去逝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淡忘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沙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我觉得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春,她得知在大学读书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回家央求父亲也要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胁。

1929年11月3日,十六岁的她怀着用抗争换来的喜悦,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船上,活泼可爱的她,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问她多大了,会不会唱歌?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地说:“学化学,我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当化学家!”接着,她就唱起了当时知识女界流行的一首《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采访时,我把这首歌全部录了下来。

父亲所以同意了她去比利时留学,还因为她的未婚夫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呢。那是她三岁那年,父亲给她定下的一门“娃娃亲”。父亲想让她和未婚夫早点完婚。可是到了布鲁塞尔,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提出了解除婚约。

老人对我讲:“我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相爱的男人。”

我觉得她深受“5.4”运动的思想影响,无论对学业,对爱情,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与憧憬。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性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1935年10月27日,她与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相濡以沫幸福地度过六十多个春秋,并生下五个儿女。三年前,白兰芝先生先她而去。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可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它位于比利时南部,环境幽静,林木葱郁,一条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远远望着,可以看到13世纪奥斯弗城堡的屋顶。钱秀玲老人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早已物易其主,但仍然完好无损地坐落在几棵梧桐树下……

在这偏远的小村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然而,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忽然打破了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

布告上写着:三天后,盖世太保将在村里绞死反战青年罗杰!

罗杰是地下反战组织成员,在夜里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国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妇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本来准备要结婚了,可现在……

这一噩耗使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与绝望之中,人们纷纷跑到罗杰的家里哭作一团。这时,钱秀玲忽然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人们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因为罗杰父亲找过国王出面说情都没行,她一个中国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原来早在三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的名字,就给钱卓伦将军发去一封急信,问堂兄,这位法根豪森将军是不是给蒋介石担任过军事顾问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了解许多中国的军事机密,会不会把这些机密透露给日本?堂兄回信说,法根豪森虽然是德国将军,但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堂兄还告诉她,法根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

看到她堂兄的来信,大家这才信以为真,急忙联名给法根豪森写了一封求救信,又请市长写了一封求情信……

当天晚上,钱秀玲抱着吃奶孩子,将几封信藏在孩子的被子里,连夜乘火车赶往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半夜一点,她敲开布鲁塞尔一位朋友的家门……

这天是1943年3月12日,正是钱秀玲三十岁的生日。

第二天上午,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查到法根豪森将军的电话。法根豪森听说是钱卓伦先生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见她。

1943年3月13日上午十一点,她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经过两道哨卡严格检查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内弗城堡……

我去过塞内弗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那天正值傍晚,难得的夕阳斜射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堡上,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宏气势,夕阳下仍然显得十分宏伟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当年纳粹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钱秀玲看到一身戎装、已过花甲之年的法根豪森将军,长着一双深邃而冷峻的眼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卓仑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将不胜感激……”

说完,她提着心紧张地盯着低头看信的法根豪森将军。尽管堂兄在信里一再说他很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可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但是,她却听他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绞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当时,纳粹对待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说情都不行。而钱秀玲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判处死刑的抵抗者。这消息顿时不胫而走,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中国女人,所以,到处都在悄悄地传诵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远。

从此,“中国女人”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成了反战人员的救星。而钱秀玲在艾尔伯蒙小村的家则成了反战人士的“救难所”,被捕人员的亲属纷纷来找她求救。对此她有求必应,夜以继日地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在线,一次次地走进塞内弗城堡……

她每次一来,法根豪森都把纸和笔往她面前一放,让她写出被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还帮她出主意。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还多次叮嘱她:“你千万要当心,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和盖世太保,你一定要把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

听着老人的讲述,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的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地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止一次地想,在她柔弱的躯体里到底蕴藏着怎样勇敢而无畏的精神?而她内心又有着何等崇高而忘我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的生命——

“钱妈妈,那些人跟您非亲非故,您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去救他牵磕筒慌卤桓鞘捞Wプ÷穑俊蔽椅仕?br/>     “NO!NO!”老人笑着摇了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把那些人救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好人,都应该好好活下去。”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NO!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有的记载她救了二十五人,有的记载是五十多人。但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是九十六人。

人质事件发生在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的艾克兴市,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

我陪同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艾克兴市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给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宁静,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等物品。纪念馆门外停放着一辆锈迹斑斑的雪铁龙轿车,它向人们昭示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而且,我和钱秀玲老人还拜访了一位被她营救的、尚健在的医生。医生坐着轮椅,一见到钱秀玲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她……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九十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

杜特里约市长告诉我,他父亲就是九十六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他发言说:“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盖》剧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

市长请来一位历史学家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九十六名人质的经过,刘忠泽先生给当翻译。

1944年6月2日,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6月8日傍晚,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企图找到游击队隐藏的秘密电台,却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全部击毙,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总头子米哈耶上校。第二天清晨,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即抓走了九十六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全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极度悲痛与绝望之中。就在这时,有人忽然想起了“中国女人”。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一百六十多公里,没有汽车根本赶不到。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家的汽车和收音机。不过,三个年轻人从郊外一家地下室的草垛里,翻出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轿车,简单修理一下,从德军汽油库偷来一点汽油,就驾着这辆没有驾照、没有通行证的雪铁龙,匆匆上路了,不敢走大路,不敢打灯,只能摸着黑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直到午夜十二点,他们才赶到钱秀玲家……

面对三个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一贯支持她的白兰芝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再去冒险了。此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而且她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前不久,为了营救那位医生,她去求见法根豪森却没有见到,秘书出来转达说,法根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让她不要再来找他了,他已经无法再帮助她了。

但是,三个年轻人却一再恳求她:“钱女士,求您看在九十六条生命、九十六个家庭的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无奈,白兰芝医生只好和她拥抱告别,并向三个年轻人发出死令:“我要你们必须把我妻子平安地送回到我身边!”目送着她跟着三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匆匆地上路了。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天夜里的情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轿车里,装豆包似的挤满了“五个”不同种族的人,一名中国妇女,三个人高马大的比利时人,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中俄混血儿,顶着远处不断传来的轰炸声,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荒野上……

“钱妈妈,您不觉得害怕吗?”我问道。

“NO!顾不过来害怕了,只想快点救出九十六名人质。”

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老人的境界……

汽车在路上坏了三次,第二天清晨五点,才赶到艾克兴市。由于道路全部被德军封锁,晚间十点钟,三个青年才把她送到塞内弗城堡。她让警卫通报法根豪森将军,要求紧急求见。十一点三十分,法根豪森将军派秘书出来见她,她对秘书说:“请求法根豪森将军立刻下令停止处决人质!”秘书让她明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来见法根豪森将军。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她最后一次走进法根豪森将军的办公室,只见法根豪森将军神情沮丧,情绪低落,跟一位中年将军在低声交谈什么。后来得知,此人就是“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

她对法根豪森将军说明了来意,她说九十六名人质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三名盖世太保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他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

法根豪森将军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秘密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获悉,九十六名人质全部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

法根豪森将军却于7月29日,被希特勒派人秘密逮捕并关进了柏林集中营。

1944年9月,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盟军解放了布鲁塞尔。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钱秀玲一家受到全市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会上,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尊中国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希望艾克兴市人民永远铭记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法根豪森将军却一直被关押在德洛根、泰格尔、里根斯堡等几个集中营里,饱受纳粹官兵及苦力的双重折磨,纳粹官兵认为他是帝国叛徒,苦力又认为他是纳粹将军,对他极尽摧残。1945年5月二战结束了,集中营所有被关押人员全部被释放,但他却被移交到盟军手里继续关押在监狱里。

1948春,辗转了英国、荷兰、法国等几个国家监狱的法根豪森将军,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审判。比国上下顿时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把痛失亲人的悲愤与仇恨,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强烈要求绞死他。

而这时,钱秀玲做出的举动却再次震撼了比利时——

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要求以中国人的身份去监狱探望法根豪森将军……

当她费尽周折,走进戒备森严的圣雷那德监狱,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穿着破旧的将军服,瘦骨嶙峋,蓬头垢面,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深感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她告诉法根豪森将军,她堂兄来信说,蒋介石已派人游说盟国首脑,要求减轻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蒋先生欢迎他将来去中国定居……

法根豪森却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请卓伦先生转达我对蒋先生的谢意……”他妻子在他被逮捕不久就去世了。

她问他:“法根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后悔?”

“NO!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之后,钱秀玲就像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反战人士一样,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多次去监狱探监,并为他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她的文章:“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但我要告诉大家,这虽然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法根豪森将军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而且,还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竟然被法根豪森将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他。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将军带去一封信,她说她爱他,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可是,当钱秀玲将这求爱信交给法根豪森将军时,他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您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将军,终于等来了生死未卜的审判。此刻,比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久拖未决的大案,都在关注这个头号战犯的命运,看他能不能像原德国驻荷兰“总督”英夸特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法庭上,所有出庭的证人都在控诉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惟独钱秀玲除外。据说在所有审判二战战犯的法庭上,敢出来为纳粹战犯仗义执言的女性,只有她一人。在法庭上,钱秀玲再一次体现出不惧压力、不畏强暴,为正义而呐喊的英雄气魄!

她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将军营救人员的证据;并向法庭出示了被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还请来数十名被营救人质出庭作证。最后,她向法官呼吁:要正视法根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心灰意冷的法根豪森将军——这份证词不仅是呼唤公正,也体现出一份珍贵的友谊,使他万念俱灰的心感到一丝人间的温暖,直到多年以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钱秀玲的“救命”之恩。

最终,法根豪森将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跟那位敢恨敢爱、敢冲破仇恨枷锁的勇敢女性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故事讲完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老人身上寻找那个勇敢而机智的影子。可我丝毫没有找到,甚至连一句高昂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我对老人敬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受到一次净化。

令我敬佩的还有那位德国将军,他是德国著名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可他却冒着被撤职、杀头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营救自己的敌人——这种超越国家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大义,这种超越一般人性的良知,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我在《盖》书中写到:一个人是无法选择国家的,更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钱秀玲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他们的思想根基到底在哪里?

钱秀玲出生在善良而正直的中国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捐款,共同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中山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这样一位天性善良的优秀中国女姓,做出此举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法根豪森将军呢?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情、人性,还是……

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他曾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二战爆发了。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驻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了有关他的一段重要历史,使我对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原来,他早已看透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是他劝说隆美尔加入反希特勒组织的。“7?20”计划失败后,五千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被审判之列,但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才使他和一批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法根豪森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鲁思波丽女士转来的,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鲁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将军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人。

看到这些,我找到了这位纳粹将军的行为根基……

随后,我又采访了钱宪人、钱为强先生及米加夫妇等人。

去米加家那天,我和钱秀玲老人出门不久,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片大得惊人,转眼落满了我俩一身。我怕老人滑倒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走一会儿,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一会儿。我和老人站在马路边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那种亲切感就像去世多年的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本来,钱为强先生与罗杰联系好了,准备带我去采访钱秀玲营救的第一人。可是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抓钱秀玲的素材,希望我不要采访了。我很奇怪,这人为什么会知道我来采访?我说我已经采访好多天了,不可能放弃。在此之前,我还听说台湾也准备将老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正在筹备剧本……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万里迢迢自费跑来采访,当然不希望撞车,更不希望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第二天,罗杰打来电话拒绝接受我的采访,钱秀玲老人亲自跟他说都不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毫无办法,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背景和能量的我,只能抱撼地离去了。我本来还想去德国补充一些法根豪森将军的素材,与德国使馆都联系好了。但现在,我决定取消德国计划,立即回国,抓紧时间创作剧本,落实《盖》剧的拍摄单位。

这天晚间,去机场办理回程机票,我忘了带字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心里酸酸的,想哭。

看到一位比利时少女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将两手往身后一背,做出飞机状,嘴里发出呜呜声……少女立刻心领神会,带我来到地铁站,帮我买好地铁票,又将我交给一个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今生今世永远也见不着、见着了也根本不认识的外国人。他们出于一种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我想起在广州火车站,打听一名三轮车夫,问他民航售票处在哪?他说:“你给我两块钱我就告诉你!”我一抬头,发现民航售票处就在眼前……

不仅是广州,上海也是如此,问路常常要收费。而且一听你是东北、西北口音,不仅目光轻蔑,还常常指出相反方向戏弄你。我很为这些同胞感到悲哀,指指路,动动嘴皮子的事。人活在世,哪个不求人,哪个不被人求呢?我的同胞却吝啬得连这点人情都不肯施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与人为善、慈悲为怀的品德,都跑哪去了?仅仅是因为穷吗?

我想西方人助人为乐可能源于他们信仰上帝,而中国十年浩劫之后,人们对“主义”失去了信仰,道德与信仰达到了空前危机。人一旦失去灵魂的约束,失去道德的规范,人性中的丑与恶,贪与欲,就会像潘多拉魔盒一样全部释放开来。

十一、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数据,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一场生死大劫——


回到北京第一天却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数据,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却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兴亡》、《辛德勒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人家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伏尔泰说得好:“对着困难摇头,就无权在胜利面前点头微笑。”

奋斗了几年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它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听到专家的否定,制片人小C难过得不敢抬头看我,怕我吃不消哭出来。是的,这对任何一位编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认真记录着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我知道任何好剧本都是改出来的,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憾,才能将剧本推向新高。

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宾馆……

记得德尔"菲利普斯说过:“失败是什么?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开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尤其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及央视影视部一位副主任谈得非常好。他们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

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却又谈何容易?

记得美国一名黑人短跑运动员,当他第三次战胜伤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赛二百米的跑道上时,刚刚冲出弯道就突然发生了跟腱断裂。在一片惋惜声中,他单脚跳着向终点奔去。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搀扶儿子,劝他:“孩子,你表现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却哭着,始终不肯停下。父子俩搀扶着,流着泪,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终点。看到这一幕,我坚信这个黑人运动员早晚有一天会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后来果然如此。

世界冠军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暂,但冠军精神却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我年轻时曾当过专业速滑运动员,虽然我只是一个冰场上的二等“残废”,连冠军毛都没摸着。但运动员那种无坚不摧、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却给了我永恒的激励,成为我一生的主宰——它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要勇往直前!

再说,我从小在黑龙江的暴风雪中长大,北方的寒冷造就了我的个性。它要我跌倒了必须爬起来,否则就会冻死在荒郊野外。残酷的严冬绝不会可怜一个小孩儿的眼泪。从小在风雪中摔打,所以摔跟头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于是,我很快就从被推倒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迅速调整好心态,立刻着手重新构思剧本。

12月19日,周先生派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责任编辑潘宇凡来哈尔滨跟我交流剧本的修改意见,住在我家里,我先生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编剧,人很随和,也很正派,我们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见。

三天后,小潘离去了。我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两个月。不过,每天晚间仍然去游泳馆游一千米。这年冬天的哈尔滨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而我却风雪无阻。我觉得游泳是我放松神经的最好去处,否则我无法保证连续战斗。

哥德说:“人的潜能就像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它爆发出来的能量,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是的,有时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十二、

这次剧本的构思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故事从1940年5月纳粹占领比利时开始写起,中国女留学生金玲因丢失了回国船票而流落到布鲁塞尔街头,偶然遇到地下反战组织成员维克多医生,跟他来到小镇给他当护士,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金玲跟随维克多从此走上反战道路,后来通过纳粹将军霍夫曼,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反战志士。

如何塑造金玲和霍夫曼这两个主要人物?是剧本的关键。

金玲是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她的行为不能脱离这个现实。所以,我没有把她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让她的行为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战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让她从一个单纯柔弱的女留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因此,我在剧本中塑造了维克多、豪特、西蒙、兰伯等许多勇敢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讴歌了比利时人民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伟大精神。

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如何让纳粹将军霍夫曼帮助金玲营救反战人员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及可信性?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

为此,我从几个方面来为他的行为进行铺垫。首先,我设计霍夫曼在中国因车祸住进金家,使身为骨科专家的金玲父亲对霍夫曼有着救命之恩。其次,我把霍夫曼妻子写成一个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音乐家。当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应征入伍时,她让霍夫曼向上级求情留下儿子,却遭到霍夫曼的拒绝。他们夫妻间有一场激烈而深刻的对话:

米丽亚:“亲爱的,瓦尔加才十六岁,他还是一个孩子,请你向上级求求情,让我们的瓦尔加留下来吧。我不能没有他,他还没到入伍年龄……我求你了,亲爱的!”

霍夫曼:“米丽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应该知道你丈夫是德国著名的将军,一个将军怎么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去为自己的儿子说情,不让儿子上战场呢?你难道不明白这不仅是在教唆儿子临阵脱逃,而且也在教唆他贪生怕死吗?”

米丽亚气愤地:“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希望失去我惟一的儿子!因为他还没有到入伍年龄,他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他小小的生命,被葬送在该死的战场上……”

霍夫曼:“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儿子,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得到的是整个欧洲……”

米丽亚:“不!我宁愿要我的儿子,也不要什么欧洲!因为欧洲并不属于德国,而我的瓦尔加却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儿子,我绝不愿用我儿子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国家!”

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前线了。他们在柏林的家被盟军炸毁,他们夫妻间又有一场生死对话:

霍夫曼惊呼着扑向满脸血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妻子,痛心疾首地喊道:“亲爱的,我来了,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米丽亚:“瓦尔加……我的儿子……真的是你吗?”

霍夫曼:“亲爱的,我是霍夫曼……”

米丽亚:“啊,是你?拜托你……”她艰难地张开一只手,只见手心里握着一张沾满血污、皱皱巴巴的纸团,嗫嚅道:“这是我留给儿子的最后一份礼物……”

霍夫曼:“亲爱的,你会好的。”

米丽亚:“我们的家没了……”

霍夫曼:“没关系,我们还会有家!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盖更好的房子……”

米丽亚:“我等不到那一天了……请把它交给儿子……这是我为他……最后一次祝福……”

米丽死了。霍夫曼打开那张血迹斑斑的纸团,只见上面是米丽亚创作的一首歌曲《母亲的祝福》,他顿时老泪纵横。这时,天地间回响起米丽亚深沉而哀婉的歌声:“孩子,你走了。你走向战火纷飞的战场,请带走母亲的祝福,祝你平安地归来!母亲将为你拂去硝烟的尘埃,抚平你心灵的创伤!这是天下母亲永远的祝福,永远的期待……”

而霍夫曼脑海里却闪现出米丽亚嗔斥他的声音:“我宁愿要我的儿子,也不要什么欧洲!因为欧洲并不属于德国,而我的瓦尔加却是我的……”

我觉得从一名纳粹将军妻子的嘴里唱出这首《母亲的祝福》,很深刻,也很耐人寻味。

我们今天写二战,不仅要写出纳粹的残暴及战争的血腥,而且要写出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在剧本中,我借用两位纳粹将军的对话,道出了他们极其矛盾的内心世界:

霍夫曼:“我现在的处境很难。元首要我疯狂地镇压、杀人、掠夺!游击队那边又要我放人、挽救生命、施以人道!而我内心整天陷入一种良心与道德、职务与信仰的矛盾之中! 我无力抗拒希特勒的命令,又无法保护那些无辜的生命,我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这种痛苦就像炼狱一样天天在煎熬着我!”

斯普林特将军:“前线战场上接连失败,希特勒就像疯了一样,连连向许多将领开刀……他甚至对几位将领大开杀戒,所以你我要小心,不要成为疯子的刀下鬼!”

霍夫曼:“斯普林特将军,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目前,比利时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反战人士,按照希姆莱将军的旨意,要全部处死。我想请你以柏林缺少劳动力为由,把这些人全部押送到柏林……”

斯普林特:“霍夫曼将军,我不得不提醒您,我们所以反对希特勒,是为了拯救德意志,但绝不是反战分子的同盟者,更不会参与挖掘德意志坟墓的事情!”

霍夫曼:“可我们别无选择!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魔鬼助虐,要么与反抗力量为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斯普林特:“不!我绝不能背叛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已经在背叛了!”

斯普林特:“不,我背叛的只是一个希特勒,而不是整个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知道,希特勒并非是孤立一人,他背后有一个曾经包括你我在内的庞大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支持者在帮他疯狂地助纣为虐,帮他实施着残暴的侵略计划,他一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即使有恺撒大帝、拿破仑的本领,也不会把德国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惟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法根豪森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法根豪森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表示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数据,把我所需要的数据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把我推到生死边缘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可我还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十一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    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着,执着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乾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后的又一稿剧本交给周先生以后,跟先生一起来到南戴河放松几天。

这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一热派万物复苏的景象,并没有什么不祥的迹象。刚从拼得天昏地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来到海滨,漫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可是,下午四点三十分,忽然接到制片人小C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见我。我问他明天行不行?他说不行,今天必须见我。没有火车,我只好乘最后一趟大巴连夜赶往北京,到北京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此刻,我的心就像长安街的灯火一样,一片灿烂的明亮。我想一定是剧本有了结果,也许明天要讨论剧本,也许要我再修改一下……

总之,我怀着满腔热望地走进了曾在这签约的奥斯凯宾馆207房间。可是,小C的第一句话却像当头一棒:

“雅文姐,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他提出的是另请他人修改,而不是改编,更不是编剧)

我顿时傻了!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制片人一再告诉我,让我不要着急,让我等待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可现在……

我问小C:“为什么制片人一连三个月不提一条修改意见,而是以等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来欺骗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我要不同意他人加盟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C说:“雅文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你要不同意他人修改,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部电视剧就要泡汤了!”

我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作家,倾其所有自费跑到欧洲去采访,呕心沥血地创作出剧本,像热火盆似的等待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苦苦等了三个多月,等到最后深更半夜把我招回来,却突然告知我:“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我无法接收这个要挟性的条件。再说,他们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可总不能不考虑双方签订的法律合同吧?

我和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剧本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我是独立编剧,没有他人加盟修改的条款,更不存在央视立不立项的问题。后来我的律师庄铁言先生也指出,双方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由央视影视部来审定剧本及央视立项的条款,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履行合同中无权单方变更条款,双方应按照合同来审定剧本。

我想,即使剧本需要修改,也应该告之我。这是法律赋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影视创作的惯例。如果他们早提出修改意见,这三个多月我早把剧本改完了。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要以导演介入欺骗我,最后又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我交出修改权?我觉得我的权益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对小C说:“我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约,我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我们的合同没有关系!”

小C说:“雅文姐,人家央视影视部投资,就得听人家的嘛!你就同意了吧,反正你还是编剧,加盟的只是改编。”

“那我跟加盟的编剧一起修改剧本可以吧?”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剧本的修改。

“不行!”

“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剧本,为什么我跟加盟者一起修改都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

我问他:“你们准备请哪个编剧来修改剧本?”

“我也不知道请哪一个?这事由央视影视部说了算……”

他在撒谎。其实就在3月29日找我谈话的这天上午,小C代表潇湘电影制片厂和剧组跟赵女士已经签订了修改《盖》剧本的合同,上面有小C的签名。这是两年后我在法庭上见的。这也是小C为什么当天必须要见我的原因。

我跟小C谈了五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四点,仍然毫无结果。小C提议先回房间休息。他回房间休息了,而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夜……

一个出身贫寒、从底层冲出来的小人物,闯到今天不容易,闯出来一个机会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签约以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地修改剧本,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我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周先生和小潘去哈尔滨都吃住在我家里。我和先生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还给他们带一堆好吃的。周先生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让我把三十多张钱秀玲的照片底片寄给他。他们却弄丢了五张最珍贵的底片,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小C说,准备由我带制片人和导演去比利时选外景,让我跟钱家人联系。我则多次给钱宪人先生打国际长途、发传真,帮制片人牵线搭桥……

我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却想起朋友多次提醒我的话:“雅文,你可要当心,千万别再发生儿童电影那种事……”

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几年前那部儿童电影了……

几年前,我编剧了一部滑冰题材的儿童电影剧本,电影局通过并下发了准拍证。这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省电视台台长在北京黑龙江宾馆一起找我谈话,说中央某影视部门同意投资这部儿童电影,但提出一个条件,有人要挂名编剧。领导说为了单位的利益,希望我能同意这个条件。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没遇过到这种事,但为了单位的利益,也只好违心地同意了。可是,他们三折腾两折腾,电影开拍了,居然把我的编剧署名弄没了,变成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明明是他们求我来搭我的车,最后搭车者却把我一脚踹下车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后来,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出面干涉,制片方才不得不把我署为第二编剧。省委宣传领导说:“明明是我们黑龙江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什么要让一个外省作家署名?”后来,我只好调离了这家影视单位。

我对影视圈涉足不深,不知影视圈的水深水浅?更不知在“嘻嘻哈哈”的背后,谁跟谁是哥们儿,谁跟谁是老铁?我无法断定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影视创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知道,影视界的圈子本来就不大。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在儿童电影中的遭遇,想到那些摸不到、见不着、却起着关键作用的潜规则,想到小C说的那些话……

总算熬到了天亮。七点钟,我拨通了央视制片人A先生的电话……

我和A先生本来是朋友,彼此说过好多心里话。出国采访前,我曾以朋友的身分请他帮我论证《盖》剧题材的可行性。他也曾找过投资方但最后没有成功。我跟A先生谈过儿童电影受委屈的事,并希望他从中斡旋,不要因为这件事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他满口答应。可现在却发生了这种事……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张大姐,这事不是我定的。上边不认同你,我也没办法。”

我说:“作为朋友,你总该告诉我一声……”

他说:“这事已经定了。我劝你还是想开点,就当分给他人一杯羹吧。”

我说:“这是我的作品,凭什么要分给他人一杯羹?”

他说:“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我问他准备请谁来修改?他说请山东电视台的赵女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赵女士的名字。我问他谁请的?他说是他请的。

我问他:“她看过我的剧本吗?”

他说看过。

跟A先生通完电话,我又拨通了我先生的电话……

我先生说:“他们一连三个月不对你的剧本提出意见,却以等导演介入来欺骗你,现在突然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你,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他们的作法剥夺了你对剧本的知情权与修改权。按照法律,你的合同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的,你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你没有关系。你已经认真、全面地履行了合同。而潇湘电影制片厂却在履行合同中,由于他人的加盟而变更了审定主体,这显然是违约行为!但事情到了这步,你说什么都没用了。现在,你不能光哭、光生气,你应该考虑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你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些条件,这在法律上叫做有条件授权。你同意我的条件,我才同意授权,不是无条件授权。而且,你一定要跟他们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先生是搞法律的,说得很有道理。

3月30日上午十一点,我对小C提出四项条款:

第一条,我独立署名编剧,不得另加他人;

第二条,修改后的剧本须经我审阅,我有权参加修改本的研讨会;

第三条,按合同全额支付我的稿费;

第四条,我有权参加制片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制片方在《盖》剧宣传方面应公正对待我的付出。

“好好,我完全同意你提出的条款!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然后我们签一份补充协议!”小C说完,立刻操起电话,向A先生报告我的态度……

我知道小C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他个人行为,他没有这个权利。

接下来,小C让我到宾馆外面的打字社,按照协商的四项条款打出一式两份《补充协议》之后,让我在协议上签字。

可我手里握着笔,却迟迟不肯落下,心在哆嗦,手在抖,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是我活到五十七岁做得最痛苦、最违心的一件事,捧着这份不情愿的《补充协议》就像捧着一张卖身契……可我毫无办法,为了这部剧,只能委曲求全了。可我万万没想到,我委屈求来的不是什么“全”,而是……

看到我伤心的样子,小C说了一句心里话:“雅文姐,看到你痛心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这就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说同意一样!”

为了这句话,我一直很原谅小C。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人。

可是,小C却没有签字。我签完字,他急忙将补充协议收起来,说要拿回潇湘电影制片厂盖完公章再寄给我。

“你可千万要寄给我!”我一再叮嘱他。

“雅文姐,你放心好了,回去我马上就寄给你!”他一再向我承诺。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轻信,总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去杜撰他人,以自己的为人准则去衡量他人。再说,事到如今,我不相信又有啥办法?决策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之后,我多次向小C催要这份补充协议,开始他说:“雅文姐你放心,我盖了公章马上寄给你!”但迟迟不见他寄来。我再催要他说不知把协议放在哪里了?再后来他说了实话,协议扔在宾馆里根本就没拿回去。

其实,这份补充协议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个圈套。因为小C当天上午已经跟赵女士签完合同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问身为法院院长的先生,他们这是什么行为?我该怎么办?

他说:“你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的合同规定,你是《盖》剧的独立编剧,即著作权人。按照法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的明确授权,潇湘电影制片厂无权将你的剧本交给他人修改或改编。现在,他们却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要挟你同意之后,又单方撕毁补充协议。这既是违约行为,又是侵权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这只能说明你们双方的承诺都是无效的!”

他给我找出中华人民共国著作权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驶。”

后来在法庭上,周先生不承认签过这份补充协议,还拒不承认小C是3月29日找我谈的,两次让小C簒改证词。因为承认3月29日,就等于承认了违约与侵权成立。

我找过小C,提出重新补签一份协议。他却说:“雅文姐,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你知道我不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是周主任拉我来搞这部剧的。如果我向着你说话,我可就惨了。你知道,我为剧组借的二百万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还呢。”

我理解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也是为了生存。

小C所说的二百万借款,是《盖》剧开拍不久资金断了要停机,小C和周先生以剧组名义向中央某单位借的,当时承诺,资金一到立刻偿还。可是直到2007年8月这本书下稿,《盖》剧已经播出五个年头了,二百万借款还一分没还呢。

同意借款的那位领导感慨万端地对我说:“雅文,我本来是出于好心,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更没想到他们这么不守信誉……你不知道,这二百万借款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她说五年来,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还上这笔借款,否则她无法退休,也无法向组织交待,可她一直没能还上。但她问心无愧,因为她一分钱也没往自己的腰包里揣。

没想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也因为善良和轻信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需要善良,没有善良,世界就没有了太阳。但千万不要忘了,世界是由美好与丑陋、虚假与诚信组成的。尤其在当今信仰危机、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我们这些善良人就更不能轻信了。如果将我们的善良施舍给虚假和欺骗,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太肤浅、太幼稚了。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把我推到生死边缘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可我还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高师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你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驼的高贵品格,都可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第四章  从父母身上找到我的生命之魂


面对道貌岸然的道长,面对握有生杀大权的县官,面对无法抗拒的黑暗,母亲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在县衙门的大堂上,她用自杀来发泄愤怒和抗争着自己的尊严!



二十

从记事起,我就看见哥嫂屋里墙上挂着一张一尺多长的大照片。

照片上的老人很瘦,很精明,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双手扶膝,两只小眼睛总是阴森森地盯着我。我走到哪,他的眼睛就跟到哪。我很害怕这张照片,所以很少去哥嫂的房间,偶尔跟着母亲和姐姐去哥嫂的屋里,也总是猫在她们身后偷偷地盯着那张照片……

我一直不明白,这种恐惧到底是来自老人望而生畏的表情,还是来自老人传奇般的身世?

听母亲说,这位道长姓张,名庭宽,是我本家的一位爷爷。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是辽宁开原县腰堡、大台一带威震四方的道长,人们都叫他张大师。张大师在荒无人烟的大台村南山沟里,置办了一份很大的家业,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在这里办道场,向信徒们开斋布道。每到开斋这天,山沟里挤得人山人海的,十里八村的信徒都赶来吃一顿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平时有钱人家老人过世,都来请张大师带着徒弟去给死者念经,一念就是几天几夜。

那个年代信教的人很多,佛教、道教、一贯道、黄仙、狐仙,什么都信。我姥姥和我大姨都是虔诚的道教徒,一辈子不沾荤腥儿,连葱花儿都不吃。姥姥和大姨都劝我母亲入教,母亲却说:“我不入那玩艺儿,我受不了一辈子不吃荤腥儿!”

母亲说张大师一辈子没结婚,孤身一人,道行极深,精通阴阳,远远地就能一掌将人“击”死。我问母亲看过他击死人吗?母亲摇了摇头,神色黯然地说了一句:“张大师后来跟一个吃素的寡妇相好,功夫就废了。”

直到母亲去世前一年,她才对我详细地讲述了那段往事……

早先,我家并不住在南山沟里,而是住在山外的大台村。

这天,已近花甲之年的张大师派人传来口信,让父亲带着我六岁的哥哥去见他。父母带着哥哥来到南山沟里,走进虽是草坯结构,但却摆着八仙桌、太师椅等家具的大师房间,向坐在太师椅上的张大师恭恭敬敬地行了大礼。

张大师开口就问父亲:“张国卿,你愿意把你儿子过继给我当孙子吗?你要愿意咱们明天就签字画押。我这把岁数了,这笔家业今后就由你来掌管。”说这话时,张大师用那双阴冷的小眼睛打量着父亲……

父亲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二十几岁年轻人,身穿白色对襟小褂、黑裤子,刚刚剪掉辫子剃着光头,虽说是农民打扮,却长得身材修长,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母亲说父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美男子,说我们几个子女没一个能赶上他。正因如此,所以寡妇二婶才看上他。

早在一年前,张大师将父椎亩弟、我二叔收养为继子,准备让二叔来继承他的家业。可是不久前,二叔突然病逝,扔下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二婶。有人传说,寡妇二婶是张大师的私生女,还说寡妇二婶的母亲有一次跟张大师生气,大骂张大师不是东西,骂他上边吃素,下边吃荤…?br/>     当时,靠租地为生的父母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他们一辈子信奉“外财不富命穷人”的古训,所以对张大师的这份家业从没有过非分之想,没想到却找到他们头上来了。

“张大师能相中我儿奎武,是我张国卿前世的造化,只怕孩子年幼不懂事,辜负了张大师的厚爱。奎武,快给爷爷磕头!”父亲念过五年私塾,说话聊天常常蹦出几句文绉绉的词来。

父亲和张大师签字画押那天,母亲看着儿子跪在张大师面前成了人家的孙子,心里很是难过。她舍不得我哥,更不愿搬进这深山老峪、方圆几里不见人烟的山沟里过一辈子。可她左右不了父亲,那个年代的女人都左右不了自己的男人。

这年秋天,父亲带着一家四口从大台村搬到了已渐衰落的南山沟里,住进新盖的三间草房。

这天晚间,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张大师派雇工叫父亲过去见他。父亲看到张大师坐在太师椅上,在摇曳的烛光下,只见他那张阴森森的瘦脸越发显得阴暗瘆人。

张大师开口就问父亲:“张国卿,这份家业够你们全家几辈子享用了吧?”

“对对对,多亏张大师的恩泽,要不我张国卿哪辈子能挣来这么大一份家业?”父亲急忙笑着回答。那确实是一份很大的家业,大大小小七个山头。

张大师沉默了片刻,开口道:“张国卿,我跟你说件事……”

“您说。”

“你二弟媳妇年轻轻的,总得找个人家。我看你就把她娶过来做二房吧。”

那个年代,娶小纳妾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二婶是父亲弟弟的遗孀。再说,二婶的右手小拇指长了一个“瘘”,常年流脓淌水,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呛人的臭味儿。而且,父亲早就听说她是道长的私生女……

父亲说:“张大师,您看这事……不太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男人娶妻纳妾,天经地义!”张大师大为不悦。

父亲急忙赔着笑脸说:“张大师,您知道我家戴素芳知书达理……”

“张国卿!”没等父亲说完,却被张大师厉声打断了,“我让你必须娶她!”

“我就不娶!”父亲也火了,开口顶撞张大师。

两人越吵越凶,反目成仇,彼此都说了绝话。

“你不娶她,我凭什么白白送给你这么大一份家业?”张大师终于道出了实话。

“我告诉你,我从不稀罕你的家业!”父亲虽然出身贫寒,但却生就一副宁肯受穷、也不肯受辱的刚烈性格,“是你让我来继承的!”

“那我就废了你的过继单!”

“那你就废好了!我等着!”父亲破门而出,听到身后传来啪的一声巨响,好像茶杯摔到了地上。

这天夜里,父母的婚姻将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

二十

母亲出生于富豪人家。我姥爷家是马寨一带有名的首富,家有良田四十多垧。家里雇有四名炮手、两名厨师及十几名雇工。母亲姐仨儿每天骑着毛驴去村里读私塾的情景,成为全村男女老少最羡慕的风景。直到晚年,母亲还能读书看报。后来,姥爷怕被胡子绑票就举家搬到了铁岭。土改时,姥爷家的四十多垧良田只剩下四十根垄了,庞大的家业都败坏在抽大烟、耍大钱的舅舅手里,所以被定为富农。

出嫁前,母亲是远近闻名的戴家二小姐,心灵手巧,精明过人,为姥爷管理着全家的账目。可她十六岁那年瞎了一只眼睛,从此断送了本该不错的前程。二十三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小六岁、已是二婚的父亲。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难产死的。

母亲说,她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就是出嫁那天,姥爷派出四名炮手护驾,八抬大轿,十二辆马车,十几名挑夫,车载人挑,全是嫁妆,浩浩荡荡的阵势把沿途老百姓都看呆了。陪送的嫁妆应有尽有,炕琴、坐钟、八仙桌、对箱、金银首饰、四十套带领衣服、四十套无领衣服、十二床被褥,还给我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每人都做了鞋、袜、绣花枕头……

不久前,我在大姐家看到母亲陪嫁时留下的一对枕头顶,看到母亲八十多年前的刺绣手艺,我惊呆了,那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我出生时家境早已衰落。我只记得炕梢摆着一台镶着花磁砖的炕琴,还有一口坐钟。听父亲说,钟盘上的数字是什么罗马字。钟盘下方有一幅荒凉而古老的图案,图案上有一个男孩儿遥望着远方驶来的一辆马车。看着这图案,我常常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想那个男孩儿的家住在山外哪个村子?离我家的山沟远不远?

父亲的家境很穷,靠租地为生,二十多口人住着三间草房。奶奶从没穿过棉裤,母亲结婚给奶奶做了一条棉裤才第一次穿上棉裤。父母结婚就跟爷爷奶奶挤在一铺炕上,直到分家以后才各自单过。

母亲的陪嫁虽然十分丰厚,但后来我家却穷得丁当响。所以,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发着感慨:“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当初,你姥爷给我陪送那么多,到头来还是一个穷。人哪,都是命!”

母亲长得不漂亮,很瘦小,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又瞎了一只眼睛。在娘家时,她一直是有人侍候的二小姐,但嫁给父亲以后,却成了里里外外非常能干的农妇。我从没见过像母亲那么洒脱、那么勤快的人,干活风风火火的。说来,这得利于她的一双大脚。那个年代的女人都得裹脚,就像冯骥才先生写的“三寸金莲”,把女人的脚裹成巴掌那么大。但母亲念过私塾,有文化,也有主见。她觉得好好的脚硬给缠成那么小,太痛苦了。所以,姥姥每次给她用白布条缠完脚,她都偷偷地放开来。姥姥发现后派我大姨和小姨看着她,结果姐仨儿都长成了一双大脚。

这天夜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夜,父亲和母亲坐在炕沿上愁了一夜。

母亲对父亲说:“你可以娶二婶,我带着儿子和闺女回娘家。”

“你胡说什么你?我就是想娶二房也不要她!”父亲气乎乎地嗔怪母亲。

“你不要她,张大师能饶了你吗?”

“不饶我能咋的?还能把我送进监牢狱呀!”

这话果然让父亲给言中了。

母亲让父亲去姥姥家躲一躲。父亲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说,母亲刚刚怀了第三个孩子,秋凉了,过冬的粮食、蔬菜都需要准备。

天亮时,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只好对母亲说了一句:“那你自个多注意点儿身子,过几天我就回来!”抓起一件夹袄就向门外走去。母亲追到门口给父亲披上一件蓑衣,看着父亲的背影匆匆地消失在蒙蒙秋雨之中……

这天上午,张大师让雇工挑着行李也走了,道场也不做了。从此山沟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和姐姐。

母亲再见到父亲,已经是两个月后在开原县城的大牢里了。

二十一

母亲再见到父亲,已经是两个月后在开原县城的大牢里了。

只见父亲蓬头垢面跟叫花子似的,披着一块不知从哪弄来的麻袋片,坐在一堆干草上,外面都下雪了,他还穿着离家时穿的那件夹袄。母亲哭了,急忙拿出棉袄、棉裤让父亲穿上,又拿出包子让他吃。

原来,父亲到姥姥家第三天,就被开原县派去的两个衙役给抓走了。进大牢不久,有人给父亲捎话,说父亲要同意娶二婶做二房就可以放了他。

父亲却大为恼火:“我张国卿宁肯坐一辈子大牢,也不要那个臭女人!”大骂寡妇二婶不是东西,丧良心,说他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她算账。

父亲让母亲快回家去弄钱,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从开原县城回来,母亲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带着哥哥、姐姐来到另一个村子找到张大师,进门就给张大师跪下了,苦苦地哀求他:“张大师,求您看在您孙子的面上,看在老戴家的情面上,救救孩子他爸吧!”

可是,张大师却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两个小时之后,母亲只好拖着跪麻的双腿,带着哥哥、姐姐离去了。

从那以后,母亲变得越发刚强,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把姥爷家陪送的值钱东西全部送进当铺,张罗着卖山,卖地,带着孩子一趟一趟地跑到离我家六七十里的开原县城,花钱托人找关系,有病乱投医,扔出去的钱无数。这期间,寡妇二婶那边也在变卖张大师的家产,也在托人找关系。双方打官司花的钱都是张大师的家产。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两股誓不两立的势力,那边一心要把父亲关进大牢,这边一心要把父亲弄出来。那边是财大气粗的宗法势力,这边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姥爷年事已高,舅舅整天泡在大烟馆里,只有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到了第二年夏天,父亲仍被关在大牢里,而母亲却要临产了。

母亲说,那天夜里的山风很大,吹得窗户纸啪啪直响,狼嚎得特别瘆人。

我知道我家的山沟里狼多,我家的猪和毛驴都被狼掏过。小时候,月亮大好的夜晚,经常看到两三只狼站在山顶上,把嘴巴往天上一仰就嚎起来,一听到那鬼哭狼嚎的叫声,我吓得急忙跑进屋里。

这天晚间,母亲哄哥哥和姐姐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一阵紧一阵地疼起来。她忍着疼痛烧了一锅开水,抱来一堆干草来到无人的西屋,掀起炕席铺上干草,预备好剪子……

我的六个哥哥、姐姐都是落生在干草上,而我是在山楂树下露头的。

母亲说,那时候没人拿女人当人,对女人生孩子就更不当一回事了。女人不能在炕席上生孩子,怕血水弄脏了炕席。而且,生完孩子就得下地干活,不少女人都得了子宫下垂,晚间睡觉把子宫送上去,白天干活又掉下来,整天像夹个茄子似的,子宫都磨出血了。

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到佳木斯大街上拉煤、拉锯沫子、推水泥,全是女的。她们拉着比她们体重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物,脸上淌着臭汗,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男人的承受力远不如女人,大概就因为中国女人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缘故吧?

那天夜里,母亲躺在干草上一直折腾到深夜,我的小姐姐总算出生了,却是脐带缠脖,全身青紫,已经断气了。母亲很难过,一条小生命连爹妈都没看一眼,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她给小姐姐戴上一只小红兜兜儿,捆上一捆干草。第二天早晨,让哥哥把草捆扔到了后山上。几天后,母亲在后山只找到那只红兜兜儿和几块小骨头。

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人这一辈子,啥事都能遇到。你说谁能想到我一个富人家的二小姐,一辈子遭那么大的罪?人哪,到啥时候说啥话吧,没逼到份上,要逼到那个份上,啥事都能干出来!你说我那咱,你爸爸关在大牢里,等着我把他弄出来,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世,你姥姥家又远,一些亲戚都眼红咱家得到了张大师的家业,都巴不得看咱家笑话。你说我不挺着咋办?有啥法子?”

母亲说得极是,遇到这种事不挺着又有啥办法?

二十二

没等满月,母亲就带着哥哥和姐姐跑到开原县城,通过一位表哥,终于找到了那位办父亲案子的县官——一个姓史的又黑又瘦的小老头。母亲一直叫他史官。

母亲对史官说,父亲是冤枉的,是寡妇母女陷害他,请求史官秉公办案放了父亲。史官坐在太椅上一言不发,末了,见母亲将三百块大洋放在桌子上,这才开口说了一句:“回去等你男人吧。”

听到这话,母亲急忙跪下给史官磕头……

三天后,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父亲,第一次被带到县衙门过堂。

在大堂上,父亲拒不承认自己调戏过寡妇二婶,说他因为拒绝娶寡妇二婶做二房,所以才遭到二婶的诬陷。父亲本以为过完堂就该放他回家了。

可是,史官却在大堂上宣判:“张国卿目无国法,多次调戏亲弟媳……”

一听这话,父亲勃然大怒:“不!我从没调戏过她!是她诬陷……”

原来史官也是信教的,与张大师的私交甚笃。寡妇二婶早用重金买通了他。

就在这时,大堂里突然出现了三个人,吓得道貌岸然的史官顿时目瞪口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我那风尘仆仆的母亲抱着姐姐,领着哥哥,不顾衙役的阻拦,拼着性命闯到了史官面前……

母亲瞪着一只眼睛逼视着史官,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姓史的,你这个贪赃枉法的史官,你收了我的大洋还要判我男人!我告诉你,我在阳间打不赢官司,我到阴间也要去告你!”说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掌握生杀大权的史官面前,把手里攥着的一把大烟泡,猛地塞到了嘴里……

这可吓坏了史官,他怕出人命,急忙宣布休庭。

原来,母亲到家第二天就接到表哥捎来的口信,说父亲的案子明天就要过堂,而且凶多吉少。母亲只好雇马车连夜又赶往开原。

母亲吞下大烟泡之后,并没有死,很快就将大烟泡排泄出去了。大烟泡外面包着一层蜡纸,只要蜡纸不脱落,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就像现在用人体走私毒品一样。

母亲的壮举轰动了衙门,也轰动了整个开原县城。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父亲的故事,在大台村那一带流传了很久,1988年我第一次回故乡去看望姑姑,姑姑还说起这件事呢。

当年,母亲对我讲起这段往事时,我并不觉得怎样。可现在,当我撰写这部书稿,当我开始反思人生、审视父辈时,却另有一番深刻的感慨:

我的父母虽然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草民,进城以后也只是一个下等公民,没有任何值得儿女炫耀的地方。但是,在那吃人的黑暗社会里,为了家庭,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他们居然在操纵着生杀大权的县官面前,在极其强大的宗法势力面前,毫无惧色,顶天立地地活了一把,上演了悲壮而感人的一幕,实在令晚辈感到钦佩和自豪!我佩服母亲誓死如归的勇敢,更佩服父亲宁肯坐牢也不肯屈服的个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我个性形成的基因……

二十三

发生这一幕不久,寡妇二婶就去世了。寡妇二婶的家人提出要分张大师的家业,父母同意分给她一座山头。于是,这场匡日持久的官司总算结束了。双方打官司折腾的都是张大师的家产,所以土改时我家被划为中农。

父亲回家那天,父母守着火盆聊了半宿。

母亲一边往火盆里抖落着父亲衣服上的虱子,一边诉说着一年来的遭遇,说到孩子的死,母亲哭了。

父亲却说:“嗨,死了好,活着也是受罪!”他满腹怨气地发着牢骚,“真是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我二弟刚死,他败家的老婆就来诬陷我……要不是你当堂吞下大烟泡,我说不定要蹲几年大牢呢!你说这败家的世道……”

父亲觉得这一年多的监狱蹲得太窝囊,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天天躺在炕上生闷气。他决定去奉天找点事做,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就不受张大师的气了。可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奉天的前一天夜里,我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天半夜,只听欻啦一声,窗户纸忽然被人撕下来了。

被惊醒的父母看到月亮地里站着一帮背枪的,以为来了胡子。

父亲急忙赔着笑脸上前应酬:“各位长官,穷家寒舍的,没啥像样东西……孩子他妈,快给长官烧水沏茶煮鸡蛋!”

一个当官模样的说他们迷路了,让父亲送他们去金寨。

金寨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父亲知道此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可又不敢不去,只好对母亲说:“我去去就回来,你带孩子先睡吧!”

母亲说,那天晚间的月亮很大,她站在门外的山坡上,望着那条落满霜雪的白亮亮的山道,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山,也不见父亲的踪影。

第二天,母亲带着哥哥姐姐跑了一趟金寨,从金寨回来她就病倒了。她觉得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太险恶、太难熬了。父亲刚从大牢里出来又被人抓走了,连死活都不知道。

可是,再难熬也得活下去。从此,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这孤零零的山沟里打发着艰难时光。

第二年春天,终于接到父亲托人捎来的一封信,说他被抓去当兵了。捧着这封信,从不落泪的母亲放声大哭,总算知道父亲还活着呢。

春天,母亲带着哥哥和姐姐开始种地。农忙时节忙不过来,母亲就到山外的村里雇来几个帮工,为了让帮工好好干活,母亲给他们做高粱米面菜团子吃。清晨三点,天刚放亮,母亲就起床到高粱地里折下一堆高粱穗子,然后将高粱粒子搓下来自己推磨磨成面,再到菜地里拔来白菜剁馅、合面、包菜团子……中午,帮工们看到母亲挑着两桶菜团子,像一阵风似的飘到地头,没有一个不佩服母亲能干的。

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这深山老峪的山沟里,母亲带着哥哥姐姐每天晚间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这天夜里,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忽然听到哐哐的砸门声,母亲急忙把哥哥和姐姐推到炕梢,用被子把他俩蒙上,拎着铁棍子问来人是谁?只听门外厉声吼道:“痛快开门!再不开门就把房子给你点着喽!”

母亲只好哆哆嗦嗦地点着灯,打开房门,只见几个胡子拉碴的家伙闯进屋来,进屋就翻箱倒柜,把所剩不多的几件衣物全部拿走了,仍不甘心,一个家伙指着炕梢的哥哥说:“把他给我带走!张大师总不能看着他的孙子没命吧?”

母亲像疯了似的抱住哥哥死不撒手。可是瘦小的母亲哪是一帮胡子的对手?眼看着哥哥就要被拽走了。这时,母亲忽然发现拽我哥的人有点面熟,急忙说道:“这位大兄弟是老戴家的三黑子吧?”

三黑子一听母亲叫出自己的小名,顿时一愣……

我姥姥无师自通,会给小孩看病,谁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三黑子两岁那年出麻疹出不来,高烧不退差点憋死,是姥姥给开的两副表药救了他。

“三黑子!”母亲厉声喊起来,“你要丧良心,就把我们娘仨一块带走!你不怕遭报应,要杀要砍你就动手吧!”

听母亲这么一说,三黑子急忙松开哥哥起身跑了。

胡子走了,母亲却搂着哥哥、姐姐一直哆嗦到天亮。

每当有月亮的夜晚,母亲就一手拉着哥哥、一手拽着姐姐,站在我家院子里,望着我家门前那条曲曲弯弯、很少有人走的山路,盼望着父亲的归来……

直到第二年冬天,一个月亮大好的夜晚,终于看到一个细高的身影从山下走来,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眼神不好,急忙叫眼尖的哥哥……

果然是一身戎装的父亲。

数天前,母亲得知张大师从开原县城回来,不慎从马车上跌下来过世了,就急忙给父亲去了一封信。父亲被抓到张作霖的部队以后,长官看他有文化,就让他帮助长官干些抄抄写写的差事,接到母亲的来信,就向长官请假回来处理丧事。

父亲给张大师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按照道教规矩,用石头给张大师在南山的松树林里砌了一座坐棺,因为张大师是坐着过世的。小时候,我从不敢走近那片松林,总怕照片上的老头从坐棺里钻出来抓我。    

随着道长的仙逝,父亲终于回家了,从此在这孤零零的山沟里,带着一家老小过着艰难、清苦,而又与世隔绝的日子。  

但是,父亲被抓去当兵的这段历史,却成为父亲一生的“污点”,进城以后,他想找份正式工作都很困难。我们这帮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哥哥的工作能力很强,但一辈子连个股长都没混上。我呢,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连共青团都没入上。

二十四

从父母身上,我看到了那代人的悲哀与无奈,但从母亲身上,却看到了中国女性勤劳、坚强、不畏苦难、不惧强权,敢于维护自己权利与尊严的高贵品格!

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在宗法势力极其强大的年代里,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父亲,在大堂上怒斥贪赃枉法的县官,冲着黑暗势力怒吼出内心的愤怒:“我在阳间打不赢官司,我到阴间也要去告你!”

是的,生命的尊严不在于地位高低,不在于势力大小,更不在于贫富差异。

中国近代向世界列强跪了一百多年,最后跪来的是什么?是耻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是日本奴役中国东北十四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在决定打不打官司的这段时间里,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你一个堂堂作家,就这样一次次地被伤害、被折磨,难道你连父辈的骨气都没有吗?难道你们这些作家的尊严和权利就这样被人践踏,被人欺负,却连个声都不敢吭吗?难道你还要让自己的灵魂永远地跪下去吗?

“不,我是人,我要站着活!我要像母亲那样,活出自己的人格,活出自己的尊严,活出自己的权利来!”我知道,这是我那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格,向我发出的最后通牒。

人们说,尊严无价,人格无价,权利更无价!

过去,我一直用拙笔为他人呐喊,现在,我该用法律为自己抗争了。为了我们作家的权益和尊严,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这三场官司。

在起动法律程序之前,我在北京约见几位法律界的朋友,检察出版社的牛静河先生、检察官出身的罗辑先生、检察出版社彭年贵副社长等,请他们帮我分析三起官司的可行性……

2002年6月,我请北京远东律师事务所的乔冬生、孙树理两位律师,担任我的代理律师,同时起诉三起官司:

诉赵女士的侵权案;

诉广东伟佳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及潇湘电影制片厂音像公司的VCD、DVD侵权案,这两起案子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在湖南长沙市中级人院立案。

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


与世隔绝的大山,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父亲充满忧郁、怨气、愤恨的叹息,伴随了我整个童年。花一样的二姐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枯萎?主宰二姐命运的狐仙到底在哪里?


二十五


母亲告诉我,那是一个深秋的黄昏,阴暗的天空第一次飘起清冷的雪花。


母亲挺着大肚子正蹲在山坡上捡山楂,忽然觉得下身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淌出来,她知道是我顶破胞衣要出世了。她摸到了我湿漉漉的脑壳,只要她一使劲,我就降生在那落满树叶、飘着清雪的山楂树下了。她急忙解下围裙兜住我的脑袋,挺着大肚子连滚带爬地向家里奔去,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就一点一点地往家里蹭,直到父亲带着大黄狗赶来……


可是,不知是母亲夹得太紧,还是羊水流光了,到家以后,已经露头的我却迟迟不肯降生,一直折腾到申时,我才来到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成为这个贫困家庭里又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


我的到来不仅成为十几口之家的累赘,而且使四十三岁的母亲羞于见人。


当时,我嫂子刚生下大侄女不久又怀着第二个孩子。那个年代,婆、媳同时怀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母亲不愿在家人面前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每天都早出晚归地出去干活,割豆子,掰包米,捡山楂,什么活都干,天黑了才走进家门。


所以我一出世,就被母亲塞到了炕琴底下。


母亲本以为不会有我了,偏偏又怀上了,所以父母一直叫我“老多咕”。父亲希望我是个男孩儿,给我取名叫奎文,哥哥叫奎武,两个男孩儿一文一武,一看我是女孩儿,就叫我雅文了。三个姐姐分别叫雅珍、雅琴、雅艳。

1988年夏天,我和大姐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我俩去沟里山坡上寻找过那棵山楂树。可是四十多年了,不知是山楂树早已老朽,还是被人砍掉了?总之,记载着我生命初始的那棵山楂树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大姐指着山下一条杂草丛生的茅茅小道问我:“雅文,你还记不记得你丢小筐的事了?”


我摇摇头,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初生那天的傍晚,我想母亲可能就是沿着这条小茅道下山的……


“你不记得咱爸给咱每人编了一只元宝小筐,咱姐儿几个挎着小筐去采樱桃、采野菜了?”大姐又问我。


啊,当然记得,那是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我们这帮孩子每人挎一只小筐,满山遍野地疯跑,摘樱桃,采蕨菜,采猫爪子,摘桑葚吃得满嘴通红……冬天,跑到山上扒开山里红树底下的雪和树叶子,扒出鲜红的山里红,一点都没冻,可好吃了。


“那天,我带你们去沟里摘樱桃,你最小,走在最后。走着走着,你忽然大哭小叫地喊我,大姐不好了,我的小筐丢了!我回头一看,小筐就挎在你胳膊上呢。你呀你,小时候竟出洋相!”大姐用手指点乎我,“一天晚上,你跑到院子里撒尿,忽然拎着裤子大呼小叫地往屋里跑,说你屁股底下钻出一条长虫。咱妈跑出去一看,哪有什么长虫?是你自己撒的尿月光一晃,弯弯曲曲的可不像长虫咋的!”


说得我有些难为情,不过,童言无忌,再傻的事也觉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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